“一带一路”倡议需要通过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的“五路”得以具体推动，而建设“五路”的前提则是成就“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五通”。本文通过分析习近平以“容-传-通-融-同”为特征的最新沟通思想理论体系，评述如何通过具有中式文化特征的高效国际沟通交流，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互容，进而实现包含“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责任共同体”“世界安全共同体”和“世界利益共同体”这“四同”特质的习式全球治理理想和人类共存高级形态。
一、从“五通”走向“五路”的必然
在不久前成功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一带一路”已经从重建全球交流沟通格局的创造性倡议，高效落实到了有29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70多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以及1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代表共同参与和推动的国际性共识。而习近平主席在论坛上发表的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明确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为核心元素的丝路精神，而丝路精神则并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性精神传统，更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间与周边各国的广泛深入沟通交往中所协力打造的人类文明宝贵遗产。这一文明遗产不仅佐证了亚欧大陆的辉煌历史源流，更值得在今天进一步提炼和借鉴，上升为用以维护和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体系。
具体来讲，正如习主席所言的，“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国际社会同样可以将丝路精神的文明遗产贯彻运用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事业中，帮助世界各国人民有效消除“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并最终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简称“五路”）。
切实建成“五路”的美好愿景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想象，而是建立在内容充实并切实可行的具体行动规划上。习近平代表我国政府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正式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上，就明确提出了要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为主要内容，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互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事实上，达成上述“五通”目标本身就是建设“五路”的必要前提，或者说，“五通”的初步完成也就是建成“五路”的开端。从内在逻辑来看，“五路”里面的每一条道路都与“五通”里面每一种“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五路”里的和平之路和创新之路都有赖于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支持，而繁荣之路和开放之路则必须建立于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基础之上。必须先有情感的连通与思想的沟通，然后才能有通道的凿成和道路的铺设。“五通”是勾连人际互信和营造合作环境的具体过程，而“五路”则是在此基础上切实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的具体途径。
从“五通”到“五路”的战略意义还在于，其未来影响力和辐射力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欧亚丝绸之路领域内，而是一种打造新型全球秩序和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设计。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是具有高度共识和彼此认同的充满活力的生命世界，而“一带一路”作为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相互连接与联结的新纽带，能够为建构和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五通”是其中构建人类沟通共同体的五个核心要素，而“五路”建设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共同奋斗的五个中心目标。
在过去五年中，我国已经开始与多个“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协力推动区域性“五通”指标的切实提升。这一战略陆续显现出初步成果，不仅令参与各方对其前景更加乐观和自信，更为全世界创造出了前所未见的崭新时空观，并且为人类将来彻底告别战争和饥馑带来曙光。“五通”战略的新意在于以民本民生、多元包容、和谐共生为宗旨，告别了一度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布局与运作模式，因此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焕发出全新魅力，真正实现各国人民实际参与共商、共建和共享。
二、“五通”的比较哲学基础
应当如何理解和把握“五通”中的“通”所蕴含的深刻哲学思想意涵呢？在笔者看来，为了对这一概念形成准确认识，就有必要全面梳理一下该概念以及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沟通交流观念在我国历史上的发展嬗变历程。
在凝聚了中国古人早期世界观思想的《周易》一书的《系辞下传》中，有以下的叙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句中的“通”是动词，意思是贯通、通晓和联接。该书中随后又提出了著名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格言，这一论断表现出当时人们朴素而深刻的常变常新的社会和自然发展观，其中已经一定程度上含有了后世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元素。这里的“通”的意思，是形容词性质的通畅、明了和顺利，也是指的“通”所实现的效果。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则写道：“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这里的“通”与“达”通假，用来描述善于把握和践行“道”的人们高明和玄妙的行为方式，或者也可以说只有人们把握了“道”的规律并且遵循其原则采取行动，才能实现令人赞叹的效果。从古汉语中“通”字的用法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人关于“通”的观念中既含有对行为的判断，又含有对状态的认识，或者也可以说，“通”的概念中既包含了对过程的把握，又包含了对结果的控制，而这样一种“通”的结果或者效果总是令人满意和值得赞赏的，而确保这一效果实现的前提则是需要准确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原理。
当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与西方近现代文明观念发生历史性碰撞，包括具体到与西方传播学理论形成交会的时候，关于的“通”的理解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发展和变化。在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期间来华讲学期间，他所使用的“Communication”概念被时人翻译为“交际”或“交通”。民国社会学家林耀华曾这样介绍芝加哥学派的代表学者罗伯特·帕克：“盖人有社会嗣业，从交通（communication）造就而成，又从交通传递而来；社会之生命及其连贯，全视乎前代之民风、教化、技术与理想能否传于后代，然交通厥为社会互动之灵媒（communication as the medium of social interaction），于是文化造就与变迁，又皆从社会互动次第递演而产生”。民国社会学家孙本文在1930年发表的《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一文中进而明确将“Communication”定义为“交通”，而将“Intercommunication”定义为“互相交通”。选择“交通”这一汉语概念来对应“Communication”概念绝非出于偶然，而是当时中学和西学兼修的学者们敏锐而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传统的“通”概念与西方“Communication”概念中的响应和共性，尤其是其通过言语和行为的沟通，打破经验和意义间的鸿沟，实现人际间的共识和合作的性质。换言之，“Communication”就是通过语言和行为交流的行动实现思想和观念的沟通和理解的结果的过程，因此用“交通”来加以翻译不但显得准确而传神，同时也鲜明展示了“通”的概念在媒介传播和人际交流领域中是如何得以推行和贯彻的。不过1978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恢复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其间集中引进和借鉴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大众传播学研究范式，将“Communication”翻译为“传播”并沿用至今。但是“传播”中所含有的主要是单向大规模散播的意涵，始终还是难以准确表达“交通”中的双向交流和共享的意义。这一问题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刘力群指出，同样具有双向性的“沟通”也比“传播”更加符合“Communication”的本意，他于是提出了建立“沟通学”替代“传播学”的设想。事实上，这种强调双向传播的观念，在当下的媒介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已经越来越具有时代意义。在大众媒介开始让位于社交媒介，在冷战格局开始向多极化格局过渡的过程中，在国家、民族、社群和个人间的良性而高效的沟通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一行为的结果也往往对国际和平、社会发展和个人命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不仅在狭义的传播领域中，更包括在广义的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领域中，发展新型人际沟通和国际连通范式，也就成为了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而“五通”理念在此时提出，也确是应运而生和恰逢当时的。
由上可见，在发展这种新型“沟通”和“连通”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和哲学观念中，吸收其中在宏观尺度上重视和谐和规律，以及在微观尺度上注重实效和变通的思想；另一方面也需要从来自西方的“Communication”观念中，吸收其中从古罗马时期就开始逐步注入西方文化中的“共享”观念，这种“共享”观念在英国哲学家洛克那里被发展演绎为人类对精神财富的共有以及通过感官和传播渠道获得的理解和共识，此后则由美国哲学家杜威进一步诠释为在“Communication”社会行为中借助共同符号和习俗系统建构出的公共或共享的经验世界，并使得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参与一个共同的世界”的构建，在其中展开有效的合作，进而通过充分的意义交流，搭建文化桥梁，跨越各种分歧和误解的鸿沟。此外，还有必要向源自于西方的另一种重要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吸收能够与新型沟通观念形成呼应的精神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主要著作中表达涉及“Communication”概念思想的时候经常使用的是“Kommunikation”和“Verkehr”这两个德文词。其中前者的意思更多表现的是物质的交通运输和信息的通讯传播，而后者则侧重于表现在宏观历史尺度上的人类社会中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专家陈力丹尝试总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精神交往的社会作用的理解和认识，认为它首先有助于形成社会凝聚力；其次能通过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交流，缩短社会发展进程和增强社会活力；此外其发展趋势必将冲破民族和国家的阻力和界限，最终发展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并使不同族群在深入交往中走向世界大同的格局。
通过以上跨文化的历史性文化观和哲学观回溯和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下的“通”文化观内涵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一方面立足于历史性观念发展和积累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来源于中外文明精华的彼此交锋和互相启迪，通过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和互动产生出这一文化观所具有的全新时代精神和先进性，同时也确保其拥有巨大内在活力和适用效力。反过来，我们也只有在深刻理解这些精神财富和思想遗产的前提下，才能透彻把握“五通”中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使命，并进而参照规划明晰的蓝图顺利而高效地推进其建设进程。
三、从“五路”上升到“四同”的必然
同样地，我们只有在上述文化观和哲学观的指导下，才能够对“五路”战略规划的宏观性和前瞻性形成深刻理解。虽然“五通”和“五路”在执行细节中具有一定差别，但二者中其实蕴含着先天的内在联系和对称关系，并且分享着共同的哲学理念根基，因此它们也都遵循着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为核心元素的丝路精神，也印证着具有全新时代精神和经历中国本土化的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在“五通”所奠定的广泛共识和顺畅交往的基础上，“五路”所承载的使命则是进一步引领以经济发展和文明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全球化浪潮，推动全球治理，打造新型全球秩序，敷设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道路，进而通过全新秩序下的共同奋斗确保人类文明的未来命运。
由此可见，从“五通”到“五路”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其实质就是推动人类从塑造沟通共同体到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而在这样一种文化和社会发展观指导下，“一带一路”建设事实上正在成为人类二十一世纪的共同事业，也构成了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体系的当前主要内容。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体系是其国内政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创造性发展和延伸，它们是习近平政治思想理论体系中不可分割并互相呼应的两大部分，也是在全新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遗产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体系源起于他对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系统性阐释和叙述。中国梦不仅包括由各地区、各民族、各群体和各行业等组成的国家梦，还包括两岸四地及全球华人社区的中华民族梦；它不仅会发展延伸为“印度梦”“亚太梦”“非洲梦”“拉美梦”等适合各自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的与狭义中国梦相交汇联结的独特梦想，还包括由此组成的全方位的世界梦。归根结底来看，世界梦是习式中国梦的最高层次和发展水平。换言之，中国梦的叙述结构应包含四个层次——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在习近平的政治视野中，在充分享受与维护各自梦想的独特权利的同时，在全球化、信息化程度不断深化，人类走向高度相互依赖依存的进程中，各国和各大洲也应该将实现世界梦作为共同奋斗的目标，并且通过建设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责任共同体”“世界安全共同体”和“世界利益共同体”的四个共同体现实层次将其加以落实。
在习式全球治理思想体系里，“同”是人类共存的最高现实形式，而上述“四同”中的最高形式则是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所论述的四大共同体体系中的最基本层次应该是全球安全共同体，因为安全及和平是实现其它共同体的基本前提；第二个层次则是全球利益共同体，而全球责任共同体的地位是与全球利益共同体相并列的,因为它们都是进一步保障其它共同体建设的条件和保障；该总体结构中的最高目标和最高层次则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其建设工作也是最为困难的。习近平曾多次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但是却没有提到“人类价值共同体”，这是因为后一提法一定程度上具有唯心主义色彩，容易在思想观念中造成先入为主和强加于人的效果。世界近现代历史中的大量事实证明，西方所推动的所谓“人类价值共同体”,其性质带有狭隘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和优越感色彩，不仅主要建构在西方文化基础上，并且粗暴排斥非西方文化。事实上，“人类价值共同体”这一观念及其实践迄今为止已经为人类和非西方文明带来了长期而深重的灾难。而习近平所提出的四大共同体论述，其实质是彻底鄙弃了英美所主导的以全球化运动为名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转嫁社会和经济危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法，并在此基础上力主打造可以真正有效支持多元文明共生共荣的全球共同体。
正如“五通”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一样，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体系同样是通过吸收和借鉴中外优秀思想理论所形成的创造性思想升华和结晶：其主体是以仁义与和谐为核心价值的中国儒家思想体系与以公平、平等和正义为核心价值的马克思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融合，并且兼容了以自由开放为核心价值的西方全球商业贸易自由主义精神。可以说，这一治理思想理论体系兼具了上述三大哲学根基，如果借用哲学史家方立天的说法就是“马魂、中体、西用”。在笔者看来，思想理论界有必要将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理论体系总结和上升为一种“新全球在地主义(neo-glocalism)”理论体系。这里需要加以强调的是，这一理论体系决不是英式全球殖民主义硬实力模式的翻版，也不是美式以军事威慑为基础、以单向信息传播强化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全球帝国主义模式的传承。习近平的新全球在地主义采用了所谓的“多元性共同体”模式，简称“多元一体”。在这一新型模式下的国际关系和文明互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转变为交流、沟通与合作，并且以达到平等、互利和双赢为最终目的。
四、“五通”、“五路”和“四同”间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体系中的几大关键词，尤其是其中的“五通”“五路”和“四同”，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响应和融合。为了实质性推动建设和打造上述人类共同体，习近平随之提出了“一带一路”这一跨国合作平台。这一平台既具有外交和经济合作性质，又具有文化和政治战略性。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直至非洲沿岸，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则连通中亚、中东和整个欧洲。作为支持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国基建融资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6年1月正式成立，并迅速吸纳了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区近60个会员国家，像亚投行这样性质的新型国际合作组织的成立和运行已经开始具有了打造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组织性雏型。
而在习近平的理解中，切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又需要借助“五通”战略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共享平台，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动力。习近平在其中采用了“五通”（“联通”“畅通”“融通”“沟通”“相通”）这一系列中国本土文化概念，而不是“传播”“交际”“公关”等更为西方化的概念，这绝不是偶然的。作为支持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性理念，这其中蕴含有深刻的哲学理解。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来看，并且参照上面已经展开梳理和阐述过的沟通文化观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意识到，像“传播”“交际”“公关”等西方化概念，和中国文化中的“融通”和“沟通”等概念相比之下，尤其是在国际文化和政治交往行为中都存在着一定的缺憾和不足。其中就例如当前常用的“传播”概念，其意指往往显得不但单薄，而且单向，容易把受众客体化而非人性化，进而把受众作为精神征服和控制的对象。而“沟通”等中国化概念，则包含平等、倾听和交流的双向性和协商性、深入性和真诚性等人性化特点，追求传播者和受众双方心心相印，既注重过程也注重结果。中式“沟通”理念中承载着尊重共享与和谐共生等儒家君子价值观，它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润滑剂和推助器，同时也是打造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事实上，“五通”的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和民心“相通”，归根结底都需要借助“沟通”来加以实现。“五通”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助力，又共同形成一个完整体系，从多维度和全方位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和世界梦的建设。“一带一路”的推进方式最终依靠的是中式沟通模式而非西式传播模式，这也标志着习式全球在地化所行的是王道而非霸道，并且也富于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而这一点也是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习式全球在地化模式从根本上比英美全球化向非西方国家转嫁危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做法更为理性和优越的关键所在。
我们要清醒意识到西式传播观中所具有的缺陷和不足，不过这也并非意味着需要将其加以彻底否定。在高效和深入沟通过程中，西式新闻传播、公关和交际模式仍可以作为沟通工作的前期准备和铺垫，也能够在习式文化沟通模式中扮演有益的补充角色。从包容接触上升到传播（包括交际和公关），从传播逐步深入到沟通，从沟通达到融合，再从融合升华为共同体，这一系列跨文化合作实践既是循序渐进的增量过程，也是从量变走向质变的辩证飞跃过程。习近平于2014年6月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会议上提出了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需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原则，该提法可以看作他对新全球在地主义的更深入阐述。而这其中的首要原则“共商”实际上就是指的建构“世界共同体”的最为重要的第一步：沟通。
结论：“容-传-通-融-同”的沟通思想体系
综上所述，习式沟通模式中包含了“容-传-通-融-同”这一符合人类沟通行为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基本概念链，通过这一模式可以更加高效地建构“人类沟通共同体”。这里的“容”既有“胸怀天下，放眼全球”的内涵，也具有包容思想、习俗、政体和宗教等多元文化元素的外延。而“融”则指的是人类的共生及“和谐”之意。习近平这一跨文化“沟通共同体”理论体系散发着浓厚的泥土气息，同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开放性、进取性、开创性和理想主义色彩。据有关媒体报道, 习近平仅于2015年就出访共42天，足迹踏遍欧亚美非四大洲，用这种方式建构出来的习式沟通共同体是相当意义上的“用脚去思考一带一路的传播战略”。这一思想理论体系不仅与毛泽东的实践论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理论相贯通，而且创造性地融入了儒家天下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视野和胸怀，也吸取和兼容了西方全球化思想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
习近平的“容-传-通-融-同”思想理论体系既具有高度科学系统性，又具有新颖独创性。它以四个层次相互交织的中国梦为远景憧憬，以联结世界三十多亿人口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实践平台，以跨国家跨文明沟通为主要手段，以打造四个层次的人类共同体为终极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和儒家天下观作为哲学源泉，以西方全球化思想理论作为批判性借鉴，形成了令世人耳目一新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发展观指导思想。不久的将来，在中国与美国协调“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在中国与其他利益相关国对“一带一路”事业的共同推进中，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断接近和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这一理论体系势将日益彰显其内在思想生命力，并在演进和完善中得到不断的理论升华。
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