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海洋治理面临严峻挑战，民族国家利益与全球海洋利益的冲突，民族国家利益的差异化和多元化，使海洋治理兼具多样性与复杂性特征。全球治理的底层基础因为互联网的加持发生了巨变，全球海洋治理体系也亟待更新。现有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是二战结束形成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国家管理海洋、解决海洋争端提供了顶层法律框架，但随着海洋环境跨域治理、深远海开发与合作和海洋领海、毗连区划界等问题不断凸显，既有海洋治理体系亟待更新迭代。一是海洋资源国际间竞争加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1世纪，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各沿海国家纷纷提升自身海洋战略层级，新一轮海洋博弈已经拉开序幕，竞争态势由企业间竞争演化为国家间竞争。二是海洋生态环境高位承压。随着人类涉海活动的加剧，海洋生态多样性面临结构性破坏的风险，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海洋环境承压日甚。为应对以上挑战，各沿海国都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角色与定位，履行国家责任，做全球海洋治理的建设者和贡献者。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海洋地位需要重新评估，向海经济、向海社会需要重新谋划。新时代的中国有巨大的海洋利益，中华民族复兴所需要的空间、资源、国家统一与安全等都系于海洋，要实现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必须经略海洋，如何经略海洋、凝聚海洋治理共识，既需要思想指引，也需要实践探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民意，不断思考中华民族复兴与海洋的关系，形成了一系列经略海洋的新论述、新观念、新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经略海洋的重要论述表明，虽然中国有巨大的海洋利益，但也不会谋求海洋霸权，中国从古到今一直秉承“和为贵”的思想处理国家间关系。
海洋作为一种公共资源，也会存在“公地悲剧”问题。“公地悲剧”的原因在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张力。各国从海洋开发利用的私人利益出发，不加约束过度开发的结果就是海洋利用的“无序、无度”的“公地悲剧”。“公地悲剧”吸引了众多学科专家的研究关注。私人产权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但对于海洋产权的配置，不仅极为复杂，还可能会导致国家因海洋利益而启动战争。“资源海洋”是利益观下的海洋，各沿海国向海洋要空间、要资源、要利益，成为全球海洋问题的根源。如何规范“要”，如何实现从“要”到“供”的转变，新时代的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展现了传统文化智慧和大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将“资源海洋”转为“家园海洋”，而且立于全球之巅，倡议摒弃民族国家的个体利益转向全球海洋之利益，倡导蓝色伙伴关系，共建美好家园。“家园海洋”之所以不同于“资源海洋”，就在于其中的价值取向前者是“奉献、维护”，后者是“索取、破坏”。事实上，当今多数海洋公共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是沿海国仅仅把海洋看成支撑社会发展的资源库。“奉献、维护”不仅是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行动实践，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海洋公共产品的大国担当。
一、积极参与海上公共安全维护，提高全球海洋风险预警和救助能力
中国在维护海上安全、捍卫海洋秩序方面持续加强自身海上安全力量建设，在人道主义救援、打击海上犯罪、危机管理处置等领域为国际社会提供海洋公共产品。为保障国际航道的安全，自2008年12月起中国海军派出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已有百余艘舰艇、3万余名官兵接力完成1500批7000余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近年来，为推进对话协商管控海洋分歧，中国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西太平洋海军论坛等多边对话，建立起众多海上合作机制，如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等。海洋气象观测是更具基础性的全球性海洋公共产品，中国不断推进浮标技术进步的同时，通过自主实施全球海洋立体观测计划，在全球关键海域(如菲律宾以东的洋面)建设浮标观测网观测台风的形成，对可能发生的海洋灾害进行预报预警，降低海洋风暴潮危害。加强国家合作，努力提升海上搜救公共服务能力。海上搜救作为海上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切实维护海上人身生命、财产和环境安全，是各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早在1980年中国就加入了《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并承诺对发生在北纬10℃以北，东经124℃以西的南中国海搜救责任区和西北太平洋共管搜救责任区内的海上事故，给予人道主义救助。近些年中国不断加强救助网点和科技装备建设，坚决守住海上安全最后一道防线，建立了3个专业救助局和24个沿海救助基地，以及全气候、全管辖海域覆盖的救助船队和救援队伍，建成了全方位覆盖、高海况运行，配置科学、反应迅速、处置高效的“三位一体”的海空立体救捞网络，救捞整体发展水平和综合能力位居世界前列。多次与日本、韩国和越南开展关于加强海上搜救合作会谈和搜救演习。
二、增加海洋科技研发投入，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对全球海洋治理而言，任何国家的海洋科技进步都可能是解决全球海洋问题的一把钥匙。中国不断增加海洋科技研发投入，力求在人类面临的海洋安全、海洋能源、海洋灾害等全球海洋共同问题上取得新进展。一是积极参与全球性海洋科研活动，包括全球海洋污染调查与监测、热带海洋与全球大气研究。中国在包括海洋浮标技术、深海运载器、海洋船舶技术以及海洋遥感技术在内的海洋探测技术上具有了重大科技进步，初步形成了包括海洋水色卫星、海洋监视监测卫星和海洋动力环境卫星的海洋遥感卫星三大体系。二是海洋资源的循环利用技术助力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中国在海水淡化、海水直接利用和海水化学元素综合利用、循环利用方式上不断创新。反渗透和低温多效海水淡化技术、太阳能膜蒸馏海水淡化技术、吸附式海水淡化技术以及海水电解防污技术实现了海水综合利用、循环利用。中国积极打造多层次、多领域海洋科技创新高地，加强科研平台联合，遵循国际标准，为应对全球性海洋治理问题提供技术支持与资源保障。
三、致力于基础性海洋信息产品供给，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数据支持
数据和信息的重要性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凸显。为奠定海洋治理的数据基础，中国成立了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国内外海洋基础数据和信息的收集、处理、管理与服务，并承担海洋信息领域国际合作，履行国际组织有关海洋信息工作的国家义务，内设的国际海洋学院中国业务中心承担了为发展中国家培养海洋管理和海洋技术人才的任务。截至2019年10月，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可公开共享数据总量约8TB，有条件共享和离线共享数据量约110TB，空间范围覆盖全球海域，数据类型包括海洋环境数据、海洋地理信息产品和海洋专题信息成果三类，为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基础性数据支持。
文章来源：节选自《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理念之维和实践向度》，原刊于《山东行政学报》2023年第1期
作者：王印红，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房政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院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