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海洋安全战略的“嬗变”,以及以此为因果的日本版印太战略的出笼和推展，给中日关系带来重大冲击和深刻影响。择其大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中日关系的长期、基础性影响
第一，战略互信“长期缺位”。
国家间关系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其前提必以基本面的战略互信为基础。如果缺乏战略互信，两国关系将呈现脆弱多变之特征。综观冷战后30年的中日关系，其间发生的日本对华海洋安全战略的“嬗变”,实际上使两国关系逐步陷入“安全困境”。在日本的安全已经受到所谓以经济发展为后盾、不遵守国际规则、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中国的威胁——成为日本主流社会的共识时，两国之间就很难形成基本面的战略互信关系，而长期稳定建设性发展的中日关系亦难以达成。
2017年始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趋势，本应因新冠疫情而邻国间守望相助获得保持和发展，但实际上却走向了反面。不仅未能“行稳致远”,反而日趋紧张，被认为又到了历史十字路口。显而易见，这样的大起大落是两国间基本面战略互信的阙如之所致。战略互信的缺位与安全困境互为因果，在安全认知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这种“缺位”将会一直存在。因此，我们对冷战后日本对华海洋安全战略的“嬗变”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基础性影响，应有充分的认识。
第二，民意基础的“长期低迷”。
钓鱼岛和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是一个敏感的存在。随着日本对华海洋安全战略的“嬗变”,日本采取了利用钓鱼岛和台湾问题对美国进行深度安全捆绑的策略。日本愈演愈烈的以“安全”为切入点直接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及中日关系底线的方针，加之其50年殖民台湾的劣迹，给中国人民的感情带来现实和历史双重伤害。
另一方面，中国在主权范围内于东海和南海等地区进行正常维权的活动，以及根据国家统一和发展的需要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却被日本右翼政客视为以实力改变现状、对日本构成了威胁。而中国有关钓鱼岛维权、以及反台独的正常举措等，在日本媒体的刻意渲染下，使日本国民产生了对海洋安全的担心和疑虑。
由于以上原因，近年中日两国国民间的好感度一直呈下跌趋势。2021年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仅为10%左右，降至新低。24而日本国民中认为“中国重要”的比例多年来一直保持在70%以上高位。虽然其中不乏经贸关系因素，但也应该有中国是一个“重要对手”的考量。
由上可知，冷战后日本对华海洋安全战略的嬗变给中日关系带来的挑战，具有基础性和长期性的特质。
二、中日“海洋安全困境”的挑战
冷战后日本对华海洋安全战略的“嬗变”,首先是“认知”的变化。但日本并未停留在形而上的概念认知上，其在如下三个方面，将上述“认知”转化为相应的国家战略与具体政策加以推展与实施。
第一，安保理念的颠覆与战争立法。日本是一个忧患意识强烈而擅长从细微处着手的国家，一旦确认战略性现实威胁之来源，其应对即显现出“钩深致远”的特征。首先，日本在安保方面“自行松绑”:一是彻底放弃冷战时期“专守防卫”安保理念，转而为“主动先制”战略，如2022年“安保三文件”中强调的“反击能力”及相应武器配置等；二是在目前修改和平宪法无望的情况下，于2014年7月以内阁决议的释宪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其次，以上“自行松绑”是为了“主动捆绑”。即如前述，利用日美同盟通过钓鱼岛和台湾问题对美国进行深度“安全捆绑”,又通过主动设计并积极推展印太战略，对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海洋安全捆绑”。即以同盟战略和群狼战术应对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借以实现日本确保海洋安全的核心诉求。同时，为达成这一战略目标需要法律保障，所以日本在冷战结束至今的短短30余年中，制定或修订了30余部与安保相关的法律，形成了自身特别是与盟友以及“志同道合”国家从平时到战时进行安保合作的一整套系统性法律体系，随时可以利用。
第二，强化日美海洋安保合作。近年来，日美明显增强了在海洋领域的安保合作，这主要体现在平时双边的军事演训之中。其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除了多军兵种综合演训之外，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军在日本及其周边关键海空域举行的联合作战演练频次非常高，涉及的项目从反潜到医疗救护等覆盖面密度非常大；二是重点围绕日本西南航线——包括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等相关海空域展开；三是近年日美频频以“离岛夺还”为主要实战演练科目。这些实兵演训显示，日美从情报收集、后勤补给到联合作战，已经形成多维度、一体化、机制化形态。而这些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举措，只会带来使中日海洋安全困境进一步深化的消极作用。
第三，推进日本版印太战略框架下“志同道合”国家间的海洋安保合作。为使日本版印太战略在海洋安全领域落地，近年日本一直积极推动由美日主导的多国海上军事合作演训。首先，这些多边演训的参与者多为印太战略框架中“志同道合”国家；其次，演训地理范围主要围绕南海、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海空域展开；此外，所涉海空域明显贴近日本两条主要海上运输线；最后，亦呈频密度高、覆盖面宽之态势。由这些演训的主导者和参与的主要成员构成、涉及海空域以及主要演训科目来看，其对中国的指向性十分明显。
我们期待日本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从而也把对华海洋安全“认知”建立在客观理性的基础之上而非相反。同时，中国也应认识到日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其客观因素。即由于日本的自然稟赋，其国家安全具有岛国海洋性“先天脆弱”特质。当这样的特别稟赋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交会之时，就特别需要通过双方客观、理性地沟通，消除误解，从而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战略互信关系，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为达此目标，双方应继续积极利用业已形成的外交与防务战略对话机制、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以及危机管控机制三个重要对话平台，从国家战略、海洋事务、海空危机管控三个层面深入交流与沟通。同时，要积极推动重启和强化两国防务部门与海上执法部门之间的交流。此外，还要着力打造两国智库间的机制化交流平台。在信息化时代，随着国际政治变化的加速和日趋复杂化，一国的安保战略决策，借重于积累深厚和训练有素的专家学者的专业知识与智慧，已经成为潮流。与此同时，专家学者平时通过发达的现代传媒，在国际关系领域对国民的引导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该积极搭建尚付阙如的中日两国智库机制化交流平台，就海洋安全的“认知”问题，进行充分、深入交流。这对避免先验性武断性“认知”,以及加深对日本海洋安全诉求特殊性的认识，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限于此，两国智库平台还应在更高层次上，围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日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新的战略平衡点和利益最大化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日两国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双方的根本相处之道，取得“认知”上的共识，才能真正避免“海洋安全困境”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文章来源：节选自《冷战后日本对华海洋战略的嬗变：基于安全变量的考察》，原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作者：胡令远，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殷长晖，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