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大海洋”事业崛起的基本经验

时间:2024-08-26浏览:12

经过百余年沧桑历史的中国人,既有历史的耻辱又有走向海洋的雄心。这一海洋强国复兴梦终于在新中国诞生之后,经过无数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渐从梦想走向现实。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大海洋”事业的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之路上,中国海洋大国的地位正在崛起。这一伟大实践充分证明,“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新中国海洋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证和政治优势”。历史和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党的领导是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复兴中国海洋伟业的根本政治保证、政治原则和应有之义”。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出席南海海域海上阅兵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人民海军一路劈波斩浪,纵横万里海疆,勇闯远海大洋,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今天的人民海军,正以全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党和人民为英雄而光荣的人民海军感到骄傲和自豪!”

二、唤起民众海洋意识,牢记海洋战略缺失是导致中华近代海殇的历史之鉴

中华民族重返海洋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耻辱经历警醒国人: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海洋的复兴,强国必须强海。居于首位的是要唤醒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国人要有强烈的“中国海洋与中国国运同兴衰”意识。今天建设海洋强国,要始终站在历史与时代的战略高度,直面当今中国海洋领域的危机:海洋权益屡遭侵犯,海洋资源被大肆掠夺,主权管辖海域被瓜分,国家安全受威胁,以及某些国家长期顽固坚持、处心积虑的战略企图。建设海洋强国,需要不忘历史,知耻后勇,走向海洋,形成长远的大海洋战略,规划国家长期海洋战略目标,全面增强各领域的国家海洋能力,这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不可忽视的重大任务。

三、坚持发展为第一要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

改革开放40余年来,诸如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海洋强国、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举措,形成了以点带面、协同发展,且高度依赖海洋的开放型经济形态和“优进优出,两头在海”的经济格局,并不断深化,使得海洋经济呈高质量发展态势。据《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经济的总产值从2012年的5008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3%)增长到2021年的9038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2012年海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海洋生产总值的5.3%45.9%48.8%;2021年海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占海洋生产总值的5.0%33.4%61.6%。国家经略海洋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国家综合实力是经略海洋的根基,也是维护海洋权益的硬实力。中国道路是从发展中站起来的,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原理,更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四、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大海洋”战略理论体系是中国“大海洋”事业的根本遵循

写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必须与时俱进谋篇布局。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一代又一代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的海洋战略进行了不同的调整和创新,可谓“代代合理谋划,确保行稳致远”,构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并因应中国发展之需的海洋战略理论体系。毛泽东同志提倡“建设海洋铁路”以发展海洋经济,将近海作为国家安全屏障,实施以“图存”为目的的防御型海洋战略。邓小平同志强调走向海洋是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不能把海洋当成护城河。他实行改革开放,力主通过海洋走向世界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形成了以“图富”为主线的开放型海洋战略。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报告力主“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产业”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演变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新时代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海洋发展战略机遇期,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凭海富国、依海强国”的海洋经济思想,“坚守底线、和平为贵”的海洋权益思想,“保护生态、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文明思想,“陆海统筹、协作共赢”的系统论思想等,确立了以“图强”为核心的外向型海洋战略。

综上所述,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认识不断深化,以及对国家海洋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逐步建构了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大海洋”战略发展思想,奠定了当下海洋科技强国、海洋经济强国、海洋生态强国、海洋安全保护、担当海洋大国责任、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经略海洋的整体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崛起必盛于海洋”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节选自《我国“大海洋”战略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原刊于《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4年第1

作者:刘岸冰,上海交通大学董浩云航运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