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加强北极军事存在无疑会使北极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推动北极地区从“合作型安全复合体”转向“冲突型安全复合体”。地区安全复合体是由友好和敌对关系的模式和实力在主要国家间的分配界定的，任何一方面的重要变动都会导致对安全复合体的重新界定，根据安全相互依存的敌对/友好程度形成从混乱无序、地区冲突形成到安全机制(国家努力缓解安全困境避免战争)到安全共同体不同谱系的变化。
从敌友模式来看，冷战结束后北极地区逐渐形成自由主义占主导的关注环境和人类安全的软安全领域合作的北极安全复合体，但伴随俄罗斯和北约关系恶化和在北极战略利益冲突的加剧，双方增加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和相互威慑，现实主义主导下的硬安全领域成为北极安全的主导，北极走向以俄罗斯为安全化对象的敌对的北极安全复合体。北极八国基于既定的利益和目标以及外交政策传统形成友好或敌对关系，北欧五国在北欧防务合作组织框架内形成了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信任关系，美国和加拿大通过北美防空司令部形成在北极紧密的军事合作，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北极七国都是北约联盟中的正式一员，北欧国家对北约和美国的追随从而在北极形成的威胁一致性联盟加剧了北极地区的阵营对抗，北极八国被分裂为以俄罗斯为一方，以北约为一方的阵营对抗态势。于俄罗斯而言，北约是历史性的对手，美国被视为敌对国家；于北约而言，俄罗斯是重要“他者”和主要“军事威胁”，双方将彼此视为安全威胁。
从权力分配来看，美国将北极安全置于美国在北极地区利益的主要支柱以及北约北扩并加强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军事能力和威慑无疑打破北极的力量平衡并迫使俄罗斯做出反应，北极缓冲地带消失，重回冷战时期北约和俄罗斯两极态势，大国博弈和战略对抗加剧，北极安全复合体逐渐从超级复合体走向以北极为中心的大国安全复合体。
尽管北极理事会等北极治理机制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北极地区的社会和环境合作进程，但北约和俄罗斯之间持续存在的冲突关系和大国战略竞争影响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北极的呈现和解决方式，阻碍了北极的治理与合作，北极逐渐从和平区走向冲突区，从北极例外主义走向发生军事冲突风险的可能。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外溢至北极，尽管北极理事会下的治理合作仍在维持，但是在北极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基本暂停或取消，例如北极防长会议和北极安全部队圆桌会议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重要安全合作平台被取消、暂停或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举行。在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后，北极七国一致宣布暂停与俄罗斯在北极理事会的合作。尽管2023年8月所有北极国家一致同意工作组和专家组可以按照书面程序恢复活动，并在2024年3月都同意北极理事会工作组以线上形式恢复会议从而有效应对快速气候变化和其他紧迫问题，但工作速度和水平远低于之前的水平，北极理事会先前存在的信任程度已经丧失，高官会议和部长级会议等高层次沟通会议的恢复遥遥无期，北极七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正式合作很难恢复到战争前水平。俄罗斯占据北极圈海岸线一半以上，排除俄罗斯下的北极理事会的合作将使北极成员尤其是北极七国面临着在北极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关于北极发展利益上的损失，从而影响北极社区的福祉。北极七国对俄制裁包括限制与俄罗斯的科学合作，对西方与俄罗斯在北极的科学合作产生了寒蝉效应。例如，丹麦、芬兰和瑞典都实施了欧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暂停与俄罗斯实体的所有科学合作，并撤回涉及俄罗斯的活动的研究经费。美俄联合永久冻土和碳项目最初旨在俄罗斯北极地区，但现在已转为研究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此外，北极七国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特别是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撤出投资，退出在北极寻求的新的俄罗斯资源开发项目，俄罗斯实际控制的北极航道的国际运输和运营商减少，北极融资项目被冻结。
尽管全面恢复北极理事会的合作尤其是高层次合作沟通困难重重，但短期内在搜救、渔业、航行和北极理事会等功能性领域和软安全领域低层次互动可以作为推动北极治理合作的抓手，缓解北极的紧张局势。2024年3月，北极理事会应急预防、准备和响应工作组组织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北极国家大规模漏油虚拟演习，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罕见的合作。此外，俄乌冲突后，挪威和俄罗斯仍维持在巴伦支海的渔业合作，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北极科学家仍在通过非官方渠道进行研究合作，其他具有全球意义的项目如永久冻土观测、保护研究和海冰监测也在继续运作。因而需要将北极的治理合作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冲突、地方层面的合作和高层政府层面的合作相区分。俄乌冲突凸显了超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维持北极合作中的重要性，无论是认识北极、保护北极还是利用北极，无疑都需要北极多元的知识生产者通过合作来供给。侧重于国家中心分析的范式也许并非促进北极安全的最佳解决方案，北极治理和安全的各个层次在本质上相互依存，需要扩大对北极地区的安全分析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区域论坛和土著社区等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作为影响北极的安全行为者囊括在内，以提出更稳定的解决方案来实现北极地区的共存。在高层官方沟通不太现实和北极安全前景不确定下，北极专家、学者、土著社区和居民以及商贸人士成为促进北方合作论坛和网络的重要支柱。伴随北极地区经济和军事活动持续增加，促进多边对话和应对共同挑战对于确保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北约是冷战军事对抗的产物，而北极下的各种地方、双边、多边北极治理合作机制的发展是冷战结束大国关系缓和的产物，北约重返北极无疑会加剧北极地区的安全困境和阵营对抗紧张局势，增加北极地区军事化升级风险，从而会对北极国际治理合作产生极大不良影响。尽管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北约或俄罗斯寻求在北极进行直接军事对抗，但仍然存在因误判而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北约和俄罗斯作为北极安全的关键变量，未来北极安全复合体的走向和包括所有北极国家在内的北极治理合作能否正常展开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北约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互动的影响。
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我国的利益息息相关，北极航道开发利用、北极生态环境的保护、科学考察、资源开发等多方面都关乎我国在北极的合理权益以及长远发展规划。面对北约介入后北极安全态势愈发复杂严峻的局面，我国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共赢的立场，主张通过对话、协商等和平方式来解决北极地区存在的各种分歧与问题。北极地区安全复合体意味着北极各相关行为体之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在加强北极国家间对话协商、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降低安全误解和误判的风险以及构建包括非政府组织、原住民在内的多元安全治理机制上，非北极国家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共同推动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
来源：节选自《北极安全复合体的转型: 北约重返北极及其地缘战略后果》，原刊于《极地研究》2025-11-27
作者：潘敏，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罗佳，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