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将海洋看作是连接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的纽带，虽然其没有系统的关于海洋文化的论述，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海洋问题的关注为当今中国海洋文化话语产生提供了有益借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海洋带来的全球化时代不仅通过世界市场的形成改变了落后国家的生产和生活状态，同时也促使其接受外来先进文明熏陶，各国不同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文化由地区性向世界性转变。作为海洋大国，新时代中国深谙文化全球化的历史大势，在海洋文化领域始终致力于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海洋文化生命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形态，建构起民族特色鲜明、国际视野宽广的海洋文化格局。
一、实现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海洋领域的要义延展
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于“两个结合”基础之上，“‘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从其理论形态看，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核心和灵魂。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形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空间，揭示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根据时代变化与历史变迁持续推动文化更新进步的强大塑造力。在海洋文化领域，新的文化生命体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海洋文化的思想沃土，服务于走中国特色海洋强国之路的战略抉择，是一种兼具生成性、包容性、开放性的文化形态，具有鲜明的内涵特征与丰富的要义延展。
第一，“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充分吸取中外海洋事业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特色海洋发展之路的内在逻辑，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海洋大势基础上的思想“除旧”与文化“布新”。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提出：“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一个明显的轨迹，就是由内陆走向海洋，由海洋走向世界，走向强盛。”西方海洋文明的开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类的封闭状态，但却因血腥与屠杀给落后地区带来了灾难，对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极大破坏。中国海洋文明内核虽不像西方一样充满暴力与奴役，但在一定时期却因为农耕文明的强势地位和朝贡体系的天朝观念导致海洋文化长期以来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新时代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建构坚持走人海和谐、依海强国之路，着眼于塑造主体的和平、合作、共赢理念，为构建新的海洋文化格局注入创新活力，是对中外海洋文化发展桎梏的摒弃与超越。
第二，海洋领域新的文化生命体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概念，是区别于海洋经济、海洋生态、海洋权益等的特殊形态，代表了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方向。从海洋文化的内容构成看，“海洋文化是人类对海洋的‘人化’,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空间与资源所创造的文化，包括海洋意识、海洋社会礼仪、海洋性宗教信仰、海洋风俗习惯、海洋文学艺术、海洋体育、海洋遗产等文化形态”。因此，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海洋领域不仅是一种海洋文化的表现形式，更是中华海洋文化理念和精神的价值表达。以“蓝色伙伴关系”为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蓝色伙伴关系”本身作为一种海洋文化话语，内含了和平交往、友好兼容、合作共赢的文化因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生命体并鼓励不同类型海洋文化秉持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以各方的相互交融与对话夯实海洋经济、科技等其他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巩固海洋命运共同体注入发展新动力，共同增进海洋福祉。
第三，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海洋领域不断彰显“生命”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海洋文化是联结世界各国的重要纽带，它在繁荣过程中不断为各国海洋事业发展拓展文化空间。对塑造海洋领域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系统工程来说，中华民族不仅实现了对传统海洋文化中“人海和谐”“四海一家”等优秀理念的吸收继承，更展现了对世界其他海洋文化元素的包容和合，能够为海洋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推动力。实践证明，新时代这一文化生命体正是在对中国优秀传统海洋文化和世界各国海洋文化精髓的吐故纳新中绽放生命活力。
第四，海洋领域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一个系统、协同的有机体。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新的文化生命体之生成缘由，即它是由“两个结合”所造就，并不是孤立的、零散的。从其形成机理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海洋观为这一生命体的塑造注入“魂脉”,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华优秀传统海洋文化中的“胸怀天下”“和而不同”“大同世界”等价值观念为其塑造厚植“根脉”,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当代中国海洋发展具体实际则为其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与应用空间。由此观之，中华民族对海洋领域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塑造表现为其不断吸收各方海洋文化精髓，在铸魂守根中持续更新这一有机体的内容形式，促使各种文化要素在系统内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以此在魂根相宜与中外兼济中实现对海洋文化生命力的延续和对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的巩固。
二、推动中华海洋文化话语的全球性表达
从当前世界海洋秩序的运作机理看，其稳定性与可靠性直接关涉全球海洋生产与文化交流。伴随多边海洋格局深入演进，全球海洋治理正日益朝着和平合作方向迈进，基于此，面对西方海洋文化打压与冲击，中华海洋文化话语更应在实现自身全球性表达中发扬文化主体性，在世界舞台中央彰显我国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作为海洋文化话语主体之一的中国政府积极打造诸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色伙伴关系”“海洋命运共同体”等蕴含中国丰富海洋文化底蕴的文化话语，并将其应用到全球海洋治理实践中，为推动构建更加稳定、和谐、包容的世界海洋秩序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此类海洋文化话语作为中国深度融入全球海洋事业实践的价值表达，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打造海洋文化辐射力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层面做出的积极努力，有效塑造了我国在海洋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在文化话语的全球性表达中，中华海洋文化因子在文化主体的有效运作下依据一定规则与路径凝聚成提升我国海洋国际话语权的符号系统。首先，这一全球性话语表达内含了中国与世界其他海洋国家共同的诉求维护与利益指向。“海洋发展诉求的表达与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是中国海洋话语权建设的逻辑基点。”以“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文化话语为例，其内含了“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价值共同体”三重意蕴。海洋的本质是公共物品，承载着共同体利益，体现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航运、海洋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因此“利益共同体”强调的是海洋在联接全球各国国家利益与命运时的特殊定位。“安全共同体”致力于回应各方和平发展诉求，号召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海洋领域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通过增强互信和合作共赢来防范海洋安全风险。“价值共同体”则明确了从国家利益到全人类共同利益演进背景下世界各国海洋事业发展的目标旨归，即在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引下建立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国际海洋新秩序。三者统一于“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系统中。由此观之，中华民族致力于通过多维一体的文化话语建构实现对海洋文化理念的全球性表达，在与各国海洋发展利益诉求的高度互契中提高中华海洋文化的辐射力。其次，这一全球性话语表达明晰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海洋大国，理应在构建海洋文化话语权时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将中国话语上升凝聚为国际共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便是新时代以来我国持续构建责任导向型海洋文化话语的有效例证。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一制度型海洋文化话语倡议下，中国与东盟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方面日臻完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日渐巩固，为增强世界范围内海洋领域南南合作拓展了新空间。伴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作为中华海洋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其责任导向即是构建有利于国际海洋新秩序和新规则制定的海洋文化话语权，在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后发型海洋国家的深度合作中贡献中国智慧。
三、立体呈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海洋图景
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经历了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阶段性跨越，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关键要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身便包含了诸多海洋文化因子，底蕴深厚的中华海洋文化为其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因此要培育我国海洋文化主体性，需深入海洋领域解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要命题，探索推动海洋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实路径，呈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体多维的海洋图景。
这一海洋图景的呈现以主体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海洋文明”“中华海洋文化”三者概念及其关系的有效廓清为前提。“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由此观之，“中华民族”“中国”均强调了以上三者概念的主体优势，即其背后蕴含的是独特的民族属性和地域特色，而非聚焦于广而大的人类范畴。从历时性角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属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高级阶段，是伴随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断发展的。中国海洋文明则在层级构成上从属于中华文明，同样也有传统与现代之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包含着我国海洋文明中的现代元素。我国海洋文化主体在深度呈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海洋图景时应从“现代”二字出发，深刻洞察当前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下不同海洋文明的冲突与碰撞，在固本培元与继往开来中把握我国海洋文明发展的时代指向，为主体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拓展新空间。“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作为中国海洋文明的内在范畴，中华海洋文化在长期的积淀与突破中形成了和平友好、兼容并包、四海一家等理念内核，为新时代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同时基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革命性与开放性，打造海洋图景需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精华，系统把握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旧邦新命”,在“文化复兴—文明复兴—民族复兴”的时代链条中明晰我国海洋文化主体性培育的时与势，引领新时代海洋强国事业行稳致远。
这一海洋图景的呈现以在深刻把握中国海洋文明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海洋文化主体性巩固为指向。如上所述，中国海洋文明在层级上内含于中华文明，“按照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无论文明形态怎样演变，中华文明的‘文明底蕴没有改变’”。当前我国已进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入挖掘海洋文明底蕴，系统把握海洋文明发展规律，建构海洋文化主体性已成为推动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立足这一时代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海洋领域的立体呈现亟须以海洋文化主体性建构作为深层支撑，并以中华海洋文化主体的实践引领作为其方向指引和发展引擎。如果在多元海洋文明背景下丧失海洋文化主体性，便会陷入自我否定的文化窠臼，对内无法培育属于本国的海洋文化自信，对外也难以实现与其他海洋国家的文化平等交流，最终导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缺少海洋文化根基。因此，在海洋领域，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三者构成了一个多维复合的有机体。在这一有机体内部，三者在理念价值上互契，在行动导向上耦合，共同描绘了基于中国海洋文明发展规律的文化图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理应摆脱西方海洋文明参照系，将更多目光聚焦于本民族自身海洋发展逻辑，以更加包容、广阔的视野深度参与主体间平等对话，在世界范围内开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海洋图景。
文章来源：节选自《论中华海洋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建构与价值阐释》，原刊于《南海学刊》2025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阚昊，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王付欣，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