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范式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对旧范式彻底的批判之上。西方海权论并非如其所宣称的、价值中立的普世地理真理或历史铁律，而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时期，资本逻辑在海洋空间生产范式中具象化的意识形态与战略表达，其异化本质贯穿于空间认知、运作机制与话语建构三个彼此纠缠的层面。
一、空间物化：资本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
西方海权论的首要谬误，在于其根深蒂固的“空间物化”思维，它将海洋预设为一个先 验的、可被丈量与分割的静态容器，一个等待被征服的被动客体。马汉通过梳理西方海权兴衰史，将海权擢升为历史哲学命题，宣称控制海洋是获取全球商业优势与政治霸权的决定性条件。马汉指出：“‘商业’这个词让人想到海洋，因为海上商业在任何时代都是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财富具体象征着一国的物质和精神活力……掌控海上交通线能保证自身利益或扰乱对手，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根本活力。”这一论断不仅在战略上确立了海权的核心地位，更在价值层面巧妙地将特定国家（海权国家）的全球支配、殖民与霸权行为，披上了“地理必然性”的正当性外衣，仿佛对海洋的控制与垄断是一种源于自然法则的、无可置疑的权力。
这种看似自明的空间观，实则遮蔽了海洋空间被社会关系持续建构的政治本质。列斐伏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空间既不是许多不同物中的一种物，也不是许多不同产品中的一种产品，倒不如说，它容纳了各种被生产出来的物以及这些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它们之间的共存性与同时性关系——它们的（相对的）构序以及/或者（相对的）祛序。”由此可见，空间并非社会关系演变的被动容器，其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斗争的焦点与权力的体现，是“资产阶级的抽象空间对历史空间的主宰”。将此理论应用于海洋空间，我们可以深刻洞见，近代以来的全球海洋绝非纯粹的自然单元，而是被资本关系不断重塑的“社会—空间”统一体。海洋作为生产要素，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发挥关键作用。资本逐利本性在海洋实践中呈现出双重扩张：“一是不断扩大流通范围；二是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
质言之，资本主义的海洋空间生产范式，即是资本逻辑的空间化呈现。它沿着三个相互强化的异化路径展开：一是海洋被塑造为保障资本循环的物流通道，其价值取决于内部的流通效率；二是海洋被异化为可无限榨取的资源仓库，一切生命与非生命资源皆沦为剥夺性积累的对象；三是海洋被持续军事化为“战略投射疆域”，控制权成为霸权角逐的核心。这一从 “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的认识论跃迁，不仅揭示了现代海洋秩序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也解构了西方将海洋视为“自然客体”的神话。此种空间物化，正是资本逻辑实现其空间统治的形而上学前提。
二、资本空间修复：积累矛盾的转嫁机制
倘若空间物化是西方海权论得以成立的认知基础与意识形态迷障，那么“空间修复 （Spatial Fix）”理论则揭示了其深层的政治经济学动因。大卫·哈维继承并发展了列斐伏尔 的思想，深刻指出资本主义具有一种无休止的、通过地理扩张与空间重构来转移、延缓其内在过度积累危机的永恒趋势与内在冲动。哈维强调，空间修复的必要性起源于“资本主义无限制的利用地理扩张和地理重建解决内部危机倾向的趋势”。也就是说，空间作为一种关键策略，其必要性源于资本主义通过地理扩张进行危机转嫁的内在冲动与必然趋势。
在此视野下，西方海权论在本质上可被解读为资本为实现其空间修复而进行的海洋战略规划与意识形态辩护。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学说或地理决定论，而是资本逻辑在全球空间生产中寻求特定解决方案的理论反映。从马汉对制海权与全球贸易网络、殖民地市场及原材料产地之决定性关联的经典论述，到当代海洋强国对战略通道、海底资源与关键节点的系统性争夺与排他性控制，其表象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其根本驱动力均源于资本无限增殖的空间化要求。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后的“自由空间”和外部边疆，成为资本转嫁内部危机、吸收剩余资本、缓解国内阶级矛盾的理想场域与“安全阀”。通过将非资本化或资本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如历史上的美洲、非洲、亚洲的沿海与内陆，当代的发展中国家沿海及海洋公域）结构性纳入全球资本积累体系，资本实现了矛盾暂时性转移与剩余资本空间性吸收，维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存续。
然而，这种以空间修复为机制的海洋空间生产范式，必然塑造并固化一种全球性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格局。格局的一端是凭借历史先发优势、技术垄断、军事霸权与规则制定权而形成的海洋权力极轴（历史上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尤其是19世纪的英国与20世纪至今的美国及其相关体系），它们掌控着海洋秩序的主导权与利益分配权；格局的另一端，则衍生出在海洋权益、资源分配、发展机遇与话语权力上被结构性边缘化、处于依附地位的海洋依附地带。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海洋国土被蚕食、海洋资源被掠夺、海洋产业被压制等权益受损的困境，更被迫承受发达国家转嫁而来的生态危机代价（如塑料污染、过度捕捞、气候变化等）。海权论的叙事在此完成了一种精巧的意识形态转化：它将资本空间扩张的历史特定性逻辑，神秘化为基于地理宿命的永恒必然，从而掩盖了深层的阶级诉求与全球剥削关系。它使霸权行径与剥夺性积累，看起来像是地理环境的自然结果与历史必然，为其披上了一层“科学” 与“客观”的外衣。
三、意识形态幻象：资本霸权的合法性叙事
经由空间物化与空间修复的铺垫，海权论最终凝结为一种服务于资本霸权的、高度隐蔽的意识形态幻象。其深层逻辑奠基于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并将此视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在此框架下，资本逻辑在特定历史阶段塑造的海洋控制秩序，被抽象化、永恒化为超越时空的普遍法权，系统地遮蔽了其自身的历史特殊性与权力建构本质。
这一过程实则是一套精密的权力技术，通过学术、政策与传媒等话语实践，不断再生产着对海洋空间的认知秩序。卡尔·施米特在《陆地与海洋》中敏锐地指出，近代欧洲海洋强国能够将自由确立为其核心价值并据此建构一套普世性的国际法秩序，其物质性前提正是存在一个在观念和实践中被视为可供其自由攫取、不受限制的“宏大自由空间”——海洋。通过将海洋系统地建构为米歇尔·福柯意义上的“异托邦”——一个既真实又充满想象、既宣称开放又实际排他的特殊社会空间，特定的霸权诉求被巧妙地包装为不容置疑的普遍真理与文明使命。麦金德通过“心脏地带”与“世界岛”的全球性地缘叙事，将复杂多元的世界历史简化为陆权与海权争夺全球统治权的斗争史，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西方自身作为“海洋文明”（代表自由、开放、进步、商业）的霸权身份设置，而将其竞争对手（如历史上的欧亚大陆帝国，乃至后来的苏联等）建构为与之对立的、保守封闭的、侵略成性的“大陆文明”。
这种深刻的 话语建构与身份政治操作，为西方的全球殖民扩张、军事干预与体系性霸权行为提供了“文明开化 ”“ 传播自由 ”式的合法性辩护 。 这种对历史性与建构性的双重遮蔽，使海权论深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结构之中，成为一 种自在的意识形态。它将充满偶然与博弈的霸权逻辑，精心伪装成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从而在观念层面为资本的空间修复与帝国的领土策略完成了合法性赋魅。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合法化危机”，在此呈现为一种精巧的操作——它成功地说服世人接受一个由资本逻辑和少数国家利益形塑的不公秩序，仿佛这就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图景。然而，打破这一意识形态幻象，是构建新范式的前提。
文章来源：节选自《海洋命运共同体：一种超越资本逻辑的社会主义海洋空间生产范式》，原刊于《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倪念念，江苏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