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社会化是俄罗斯在欧洲摆脱地缘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然而，俄罗斯拥有庞大的国家规模而经济实力欠缺，与欧洲多国之间尚存历史包袱和现实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欧盟很难接纳俄罗斯。与此同时，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很难成为可与欧盟并驾齐驱的区域合作机制，欧亚联盟作为俄罗斯外交社会化路径难胜重任。相比之下，鉴于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却又非欧非亚的特点，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泛欧亚合作不仅不受上述因素的负面影响，反而为俄罗斯外交社会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现实路径。
外交社会化，是指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推进路径重在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塑造国际社会共有利益认同或价值认同，通过这一路径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社会化的底线是社会，社会的底线是集体身份。国际社会中的集体身份不是消灭个体身份，而是个体主体性存在前提下的多元集体认同。”外交社会化概念中的社会其实就是国际社会，区域或全球的多边合作机制是这一社会化过程的重要载体。对于面临地缘安全困境的国家而言，相比单方面的经济或军事实力增长，外交社会化往往是一条更为可行的脱困通道。毕竟，在经济上各国相互依赖和军事上大国相互威慑的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倘若仅仅依靠本国单方面的经济或军事实力增长来化解地缘安全困境，往往会面临相当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方面缘于一国实力相比于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合力的有限性。“大多数情况下,动用军事力量代价高昂，而且其成效难以预料。”另一方面，即使对于实力雄厚的大国，国际舆论的谴责以及国内公众的反对也大幅提高了动用军事手段的门槛。
俄罗斯“发祥于欧亚大平原，并且以后实际上接着囊括了一望无际的平川大地”，基于这种地理环境的地缘安全困境从沙皇时代延续至今。尤其是作为俄罗斯领土重心的欧洲部分，不仅缺少天然地理屏障而且直接与欧洲列强为邻，始终面临来自西方的军事威胁。“俄罗斯国土曾被敌人包围。”无论拿破仑战争还是克里米亚战争，都充分暴露了俄国在欧洲的地缘安全困境。冷战结束后，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俄罗斯自彼得大帝以来在欧洲的扩张成果几乎丧失殆尽。俄罗斯不仅地缘安全边界大幅向东后退，而且面对不断东扩的欧盟和北约，地缘安全困境更为凸显。2013年末以来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困局更是这种地缘安全困境的现实写照。对今日俄罗斯而言，仅凭单方面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支撑，很难超越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唯有成功的外交社会化，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这种地缘安全困境。然而，对长期受制于地缘安全困境的俄罗斯而言，何为其可行的外交社会化路径?
欧盟：一厢情愿的俄罗斯外交社会化路径
在当今欧洲，最为可行的外交社会化平台当属基于共有利益与价值认同的区域合作机制。即使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欧盟仍不失为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区域合作机制。众所周知，二战后的德国借助欧共体和欧盟的区域合作机制，成功化解了千百年来的地缘安全困境。既然如此，俄罗斯能否如德国一样借助欧盟的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外交社会化，从而化解自身在欧洲面临的地缘安全困境呢?
早在冷战时期，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即已有过这样的表态:“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继承了“新思维”主导的外交政策，而且将其推向新的高度。相比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只是希望与西方“和平共处”，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则是期待“融入西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伙伴关系”。甚至以强硬著称的普京也曾经明言:“我希望俄罗斯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这才是它未来的归属。”2011年初，“德国之声”在俄罗斯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54%的居民认为俄罗斯未来应该加入欧盟，只有18%的人坚决反对。
然而，事实证明，“对俄罗斯与美欧关系‘大西洋主义’式的设想只是俄罗斯一厢情愿的空想。”尼古拉·别尔嘉耶夫早在20世纪初即已指出:“欧洲感兴趣的是,怎样强行让俄罗斯存留在封闭的圈子中，不让它进入世界的广阔天地里，阻止俄罗斯发挥世界性的作用。”针对叶利钦时代“融入西方”导向的俄罗斯外交，有学者指出:“在俄罗斯与西方的交往中存在着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之间的反差，不管与西方有多大的区别，俄罗斯总是把自己当做西方的一部分，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是西方对俄罗斯的认同却难以形成。”英国学者波波·罗(BoboLo)甚至认为俄罗斯与“一体化”概念不相容。
一方面，无论领土面积还是人口规模，俄罗斯都远大于包括德国在内的任何欧盟成员国。“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亚欧帝国，而不是欧洲国家。”从16世纪开始，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俄罗斯最终成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巨型国家。不论经历何等兴衰，这种巨大的国家规模都一直得以延续，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拥有17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和近1．5亿人口，“横跨11个时区，是当今世界拥有最大陆地板块的国家”。
另一方面，“欧盟，即使考虑到德国的特殊影响，也不是由一个在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和领土方面都超过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国家主导的”。倘若俄罗斯加入欧盟，鉴于其超大国家规模，除非全盘接受欧盟高度一体化的制度约束，否则必对欧盟已有的制度设计形成巨大冲击。对此，有学者明言:“俄罗斯加入欧盟是不可能的:欧盟新成员必须在法律规则、公民权利和自由、公共机构透明度上与‘欧洲价值观’保持一致，而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莫斯科根本不承认这些价值观，也更少执行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更使得欧洲人清醒地认识到，“普京已不再是西方乐于打交道的人。”显而易见，在可预见的将来，欧盟很难认同俄罗斯是“与我们一样的人”(people like us)，不可能接纳俄罗斯。通过融入欧盟实现外交社会化，对俄罗斯不具现实可能性。
在2015年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最终获胜，此后英国逐渐启动“脱欧”进程。尽管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因此受到一定冲击，但欧盟仍不失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区域合作机制。一方面，对于欧盟的一体化进程，英国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英国被称为‘尴尬的盟友’，对欧盟核心议题并不十分热衷，更偏向于借此实现自身的利益。”英国的退出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提升欧盟各国在一体化进程中的凝聚度。另一方面，英国的“脱欧”更多源于其对国内市场资源的保护。即使在离开欧盟之后，英国仍将与欧盟保持密切的联系，“仍然可以通过类似‘欧盟+1’的形式继续参与到欧盟的外交及安全议题之中……地理位置上的亲缘性决定了双方继续合作的大趋势”。可见，即使英国完成“脱欧”，俄欧关系仍将难以与英欧关系相提并论。英国“脱欧”并不足以抵消乌克兰“入欧”对俄罗斯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无法有效缓解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安全困境。
欧亚联盟：难胜重任的俄罗斯外交社会化路径
俄罗斯既然难以通过欧盟的区域合作机制推进外交社会化，而由其主导建立的欧亚联盟能否担此重任?答案是否定的。基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乌克兰等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缺乏足够的信任，将其视做“政治上不稳定的，却仍然盛气凌人、野心勃勃的国家，并且在经济上是他们参与世界经济、获得急需的外资的障碍”。在历史记忆的影响下，东欧国家“珍惜刚刚从俄国统治下争取到的解放”，对俄罗斯“怀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历史上的成就使得俄罗斯在世人眼中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形象:“俄罗斯的价值观只属于俄罗斯民族，甚至不包括俄罗斯帝国内的其他民族。”正如普京总统所言:“我们必须了解自己的历史……永远怀念那些缔造了俄罗斯，赋予它尊严并使它成为一个伟大昌盛国家的先辈。”在这种背景下，与俄罗斯在历史上具有宿怨的东欧国家很难将欧亚联盟视为共同的利益载体或价值载体。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如今普京政府治下的俄罗斯联邦，正如其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一样，被人们认为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基辛格更是认为:“俄罗斯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专制。”在普京总统第一任期内建立的“垂直权力机构”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负面印象。“所有政治权力收归中央政府，实际上是收归到他个人手里……普京把他信任的前安全部门或家乡圣彼得堡的同事安插在要害部门……建立了一个以普京为核心的、纵横交错的蜘蛛网般的庞大政治商业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普京被认为“压制媒体自由，扼杀民主，并利用一切现代通信手段发展个人崇拜”。对东欧国家而言，这种“独裁者”领导下的“帝国”形象难免削弱其主导下的欧亚联盟的吸引力。而在外交政策上，对东欧国家而言，普京时代的外交政策“更像沙皇时代的外交，一方面确保本国人民对一项俄国使命的支持;另一方面力图控制那些不肯就范的邻国”。早在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之后,俄罗斯就“因为出兵并控制了一个邻国的大片土地，在国际上极不得人心”。自乌克兰危机不断发酵以来，相当一部分东欧国家对俄罗斯更加警惕。“莫斯科试图通过后苏联空间说俄语居民来实现自己对外政治目标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取得成效。”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后苏联空间俄罗斯领导下建立的集团或组织是非法的、不稳定的‘纸老虎’，加入其中的成员国几乎都是迫于强制。”
相比俄罗斯，欧盟在东欧没有类似的历史包袱。“长久以来，欧盟一直是东欧国家公开承认的渴求的目标。”“欧盟是一个超国家联合体，正朝着后现代的国家形态演进，而俄罗斯仍停留在传统的权力政治世界，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冷战思维犹存。”对东欧国家而言，欧盟“不仅代表着欧洲发展的方向，而且标志着欧洲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新跃进”。对于中东欧国家，“成为‘欧洲’成员国是唯一的选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实现经济现代化，还是保障新市场，或是获得外国援助，稳定国内政局，同‘西方’国家捆绑在一起，或者仅仅是为了防止退回到民族共产主义……加入欧盟后实现富裕和保障安全的前景，对于那些刚获解放的‘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领导人是一种诱惑”。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东欧国家在欧盟和欧亚联盟中间更倾向于选择前者。“欧盟扩大后，东欧国家融入欧盟，进而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制度改革和社会基础改革，最突出的就是波兰，波兰对其邻国如乌克兰或白俄罗斯的人们来说成了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榜样。”一项民意测试显示，“52%的保加利亚人说(绝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从保加利亚移民出去——最好是去‘欧洲’”。反观俄罗斯，该国“仍然滞留在西方世界的边缘”。
即使历史包袱和信任问题化解，俄罗斯也缺乏足够的实力推动欧亚联盟成为可与欧盟并驾齐驱的区域合作机制。“虽然(苏联)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发生。因为今天的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更多的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俄罗斯经济的一元化结构近年来越发明显。根据普京总统2014年11月18日的表态，能源出口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70%以上。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国际油价不断出现“大跳水”。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截至2017年2月9日，国际油价仍徘徊在每桶53美元的低位，与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每桶115美元上下的价位相比，跌幅超过50%。俄罗斯经济的低迷通过汇率变化也可见一斑。根据俄罗斯央行的数据，2014年10月初的卢布兑美元汇价为39．3836∶1，此后不断暴跌，截至2017年2月11日仍徘徊在58．8457∶1的低位。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援引的俄罗斯官方数据，仅2015年一年，俄罗斯经济即缩水3．7%，零售业下降10%，投资下降8．4%。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经济在2016年初已跌至前所未有的低谷。
毋庸讳言，与欧盟大国相比，作为欧亚联盟发起国，俄罗斯的经济实力相当有限。“俄罗斯几乎没有制造业出口——既没有电子产品、成衣，也没有机械制造业——来为它提供较为稳定的收入。”尽管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以独联体国家为首要目标成员，但“在某些商品的国际市场方面，俄与其他独联体国家不是以伙伴而是以竞争对手的关系出现(出口结构相似)，从而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对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乌克兰等东欧国家而言，欧亚联盟带来的利益预期相当有限。“俄罗斯所谓的经济好处只是个虚构，根本无法压制住拥有独立民族和独立政治带来的自豪感。”
相比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欧盟显然更有能力满足东欧国家的经济利益需求。对东欧国家而言，欧盟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尤其重要的是这里是高新科技的重镇，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比重……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欧洲的实力，具有带动整个欧洲的牵引力”。根据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2016年1月的表态，得益于能源市场价格的下降以及欧盟自身的政策，欧盟经济开始稳步复苏，相比2013年，有将近200万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根据欧盟官方的数据，2014年欧盟的GDP总值约为14．6万亿欧元，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同时，仅占世界人口6．9%的欧盟在贸易额上占世界总贸易额的20%，在进出口方面也同样排在世界前列。“不可否认的是，欧盟依旧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由此不难发现，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相较于以俄罗斯为主体的欧亚联盟或者其他形式的合作机制，向欧盟靠拢意味着获取更为现实的经济利益。2014年6月27日欧盟与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经济条款后，欧盟委员会的预测显示，乌克兰对欧盟的年出口额将增长10亿欧元，乌克兰每年增收大约12亿欧元。
更为严重的是，自乌克兰危机发酵以来，俄罗斯一直面临来自美欧的外交孤立。由于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强硬政策，普京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克里姆林的独裁者，部分像对墨索里尼的滑稽模仿，更多像对希特勒的邪恶怀念”。俄罗斯的行为甚至被与当年的NAZI德国相提并论。乌克兰更是掀起了一股“普特勒”(将普京与希特勒的形象混搭起来)的风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任何以自身为核心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外交社会化尝试都面临巨大阻力。2014年6月，原定由俄罗斯主办的八国集团(G8)峰会被取消。“欧盟方面停止了与俄罗斯就互免签证和双边基础性条约的谈判，暂停俄罗斯的八国集团成员资格。”随后，俄罗斯实际上被挤出了八国集团，八国集团重新成为七国集团。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G8已经不复存在。”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也表示，“俄罗斯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国际法。”在奥巴马政府最后一年的财政报告中，针对俄罗斯不断扩大的潜在威胁，美国在2017年为欧洲盟国提供了总计43亿美元的援助。该报告称:“为了对抗俄罗斯挑衅和支持欧洲盟友，预算中有43亿美元旨在提供政治、经济、公共外交及军事支持，面对俄罗斯的挑衅，加强北约在欧洲、欧亚大陆和中亚的盟友和伙伴国的抵抗力、减少其脆弱性。”2015年11月，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战机事件”也凸显了俄罗斯与美欧之间的紧张关系。事件发生前北约即已明确表示，“俄罗斯入侵土耳其领空的行为不像‘无心之失’，俄罗斯还没有为两次侵犯土领空给出明确的解释，让人无法接受。”“战机事件”发生后，北约进一步加强了土耳其边境的防卫，并于11月24日就此事召开特别会议，强调“支持土耳其捍卫领土主权的行动”。相反，没有任何大国明确表示对俄罗斯的支持，其外交困局可见一斑。
鉴于俄罗斯目前所处的外交困局，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俄罗斯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欧亚联盟对东欧国家难以产生有效的战略感召力。不仅如此，在现实问题和历史包袱的双重作用下，不论欧亚联盟的经济影响力如何，其在乌克兰等东欧国家都很可能成为控制与强权的代名词，被视为俄罗斯复辟帝国梦想的工具。如此一来，欧亚联盟更不足以成为俄罗斯现实可行的外交社会化平台。“普京对后苏联空间的整合仍面临极大的挑战与困难……人们还很难想象一个更广泛和更深入的类似于欧盟的区域性集团会很快出现在后苏联空间。”
泛欧亚合作：现实可行的俄罗斯外交社会化路径
自2013年以来，在“亲、诚、惠、容”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开始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相比欧盟和欧亚联盟，“一带一路合作尽管目前机制化水平仍然有限，却展现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泛欧亚合作理念。对此，美国媒体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影响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同样希望中国能做好。”
鉴于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中国发起了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倡议，并获得了广泛响应。截至2015年4月15日，共有57个国家确定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其中不乏美国在亚太和欧洲的重要盟国。“在美国对G7盟友的不断游说之下，英国顶住了压力，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G7国家。”面对这样的局面，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也不得不表示:“美国从来没有，现在也不会反对任何国家加入亚投行。”2016年1月16日,随着亚投行正式开始营业，“一带一路”合作迈开了机制化的一大步。供职于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高级研究员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称:“亚投行是一种拥有成熟现代化机制以及近1万亿美元的启动资金(大部分由中国提供)的国际合作形式，不应受到美国的遏制……亚投行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认可，这并不会威胁到美国利益。”从亚投行的实践不难看出，“一带一路”倡导的泛欧亚合作理念战略的感召力显然远胜于欧亚联盟。
2016年2月5日，亚投行公布了五位副行长人选及分工分别来自英国、韩国、印度、德国、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作为第一大股东的中国展现出大度,包容的合作心态，承诺在亚投行成立初期不申请相关贷款。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方倡建亚投行的首要目的和优先重点不是支持中国的国内项目”，作为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资格获得亚投行的贷款项目支持，但作出这一决定主要“考虑到本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更加迫切的国家较多”。亚投行成立后，中方作为重要股东国，将遵循多边程序和规则参与银行的管理，推动亚投行规范运作、高效运营，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作为全新的泛欧亚合作平台，“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不可小觑。
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泛欧亚合作不仅可以自东向西强化中国和众多亚欧国家的经济联系与战略协作，而且超越了原有的区域合作概念，倘若推进顺利,很可能促成亚太区域合作与欧洲区域合作的对接。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却又非欧非亚，这种泛欧亚合作恰好为俄罗斯外交社会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现实路径。如前文所述，无论是融入欧盟还是主导推进欧亚联盟，都不足以成为俄罗斯现实可行的外交社会化路径。探其根源，俄罗斯地跨欧亚而非欧非亚，拥有庞大的国家规模而经济实力欠缺，与欧洲国家之间尚存历史包袱和现实冲突，种种因素叠加于此，造成俄罗斯外交社会化的困局。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合作不仅不受上述因素的负面影响，而且能有效地帮助俄罗斯外交解除此类因素的束缚。
与欧盟不同，中国倡导的泛欧亚合作自启动伊始即对俄罗斯敞开大门。在这一战略构想中，俄罗斯不仅不是外部威胁，反而是亚欧两大区域合作板块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桥梁。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学者也对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泛欧亚合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认为俄罗斯如果作为泛欧亚合作的积极参与者投入其实施过程中，可以“突出俄罗斯作为重要物资运输过境国的地缘经济地位，加快俄罗斯相关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和现代化进程”。相比欧亚联盟，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泛欧亚合作以中国的经济实力作为重要支撑，可以给众多亚欧国家带来更为可观的经济利益预期。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展“处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2016年，中国GDP总值744127亿元，比2015年度增长6．7%，其他各项数据也保持全面增长。“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第一次在被世界经济影响的同时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同样巨大的影响，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可能占据全球收入、贸易、商品需求总量的1/3到一半，并且这种影响也将随着其占世界经济份额的不断上升而继续扩大。”
不可否认，俄罗斯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影响力的扩大一直有所顾虑。“俄罗斯不希望成为一个仅仅为中国提供能源的附属国。”然而，对俄罗斯而言，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泛欧亚合作是目前为数不多的相对可行且获益前景比较明朗的外交社会化路径。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尽管在美俄关系上一度释放出一些与前任奥巴马政府有所差别的信号，但一年多来的事实表明，乌克兰危机以来美欧对俄外交的基本格局不仅没有改变，俄罗斯面对美欧诸国时的外交孤立局面反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在特朗普胜选总统的第二天，大西洋协会便刊文称乌克兰应该是特朗普未来的核心安全议题。“事实是，美俄关系仍然非常紧张。”俄罗斯在外交社会化路径的选择上并没有合适的替代选项。
尽管当前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泛欧亚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许多潜在的挑战，然而，一旦这种泛欧亚合作形成常态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俄罗斯地跨欧亚而又非欧非亚的特点将不仅不再成为其外交社会化的桎梏，而且很可能成为其可资利用的独特优势。自2014年以来，中俄两国领导人会晤已多次表示将欧亚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2017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首位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国元首。2017年7月，中俄两国领导人峰会再次强调将欧亚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由此看来，参与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泛欧亚合作即使在主观层面或许不是俄罗斯最理想的外交社会化路径，但在客观层面很可能是当前俄罗斯最现实可行的外交社会化路径。
小 结
如何摆脱延续数百年的地缘安全困境，是俄罗斯在欧洲面对的重大外交难题。对俄罗斯而言，通过外交社会化的努力融入欧洲区域国际社会，成为欧洲区域国际社会的一员甚至重量级成员，或许是摆脱地缘安全困境的最理想途径。然而，俄罗斯拥有庞大的国家规模而经济实力欠缺，与欧盟国家之间尚存历史包袱和现实冲突。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俄罗斯愿意加入欧盟，欧盟也很难接纳俄罗斯。倘若退而求其次，以欧亚联盟作为取代欧盟的外交社会化路径即使俄罗斯与乌克兰等东欧国家之间的历史包袱和信任问题得到化解，俄罗斯也缺乏足够的实力推动欧亚联盟成为可与欧盟并驾齐驱的区域合作机制。2014年以来，曾经是欧亚联盟重要成员的乌克兰呈现出“脱俄入欧”之势，欧亚联盟作为俄罗斯外交社会化路径更加难胜重任。种种因素叠加导致欧盟和欧亚联盟均不足以成为俄罗斯可行的外交社会化路径。相比之下，鉴于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却又非欧非亚的特点，以“一带一路”为载体的泛欧亚合作不仅不受上述因素的负面影响，反而为俄罗斯外交社会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现实路径。（注释略）
文章来源：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作者：熊李力 潘宇 单位分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