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提到：“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习主席有关共同建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为中国—东盟未来的合作和共同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为发展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习主席的这段讲话，既有深刻的历史内涵，又有丰富的现实意义。事实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交往中，确实曾经建立过友好睦邻的“海上丝绸之路”。诚如习主席在演讲中的另一段提到：“早在20年前的中国汉代，两国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打开了往来的大门。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度尼西亚群岛，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许多都传诵至今。”
习主席的这段话，对我们总结以往中国—东南亚各国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思考未来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宏伟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的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建构的“海上丝绸之路”作些回顾。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
从史籍记载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关系肇始于秦汉时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先民便从广东的徐闻、合浦(今属广西)港口出发，前往南海活动，进行开发。由徐闻、合浦至南海诸岛及东南亚各国皆有航海纪程和针路可达。至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据明代张燮所著的《东西洋考》记载，早在唐代以前，就有华人在南洋一带开疆辟土，休养生息。该书卷三《下港》条云：“下港一名顺塔。唐称阇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诃陵，亦曰社婆。”“下港”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万丹(Bantan)。在“下港”有一地名“新村”(旧名厮村，中华人客此成聚，遂名新村。约千余家，村主粤人也。贾舶至此互市，百货充溢)，足证华人在东南亚一带拓殖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此外，位于加里曼丹岛北岸的“文莱国”国王，曾于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遣使入唐，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唐总章二年，王旃达钵遣使者与环王使者偕朝，自后久绝。永乐四年，遣其臣勿黎哥来朝，并贡方物。赐王及妃文绮。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征此，留镇其地，故王府旁旧有中国碑。”
又据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卷上《爪哇国》记载，早在北宋淳化年间(公元990—994年)，爪哇国王(今印度尼西亚)便对宋朝推行“王道”深表认同，并主动遣使前来朝贡：“淳化间，国王陀湛言，中国有真主，乃修朝贡礼。”不过，由于宋朝的对外政策因过分强调“德”(王道)而忽略“威”(武力)，不仅止不住北方不断遭受的外族侵入，也无暇顾及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及至南宋时期，高宗试图与真腊、爪哇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关系，但没有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元朝建立后，其外交政策一改前朝，过分强调“威”而不重视“德”，特别是忽必烈统治中国后，屡屡耀武海外，要求东南亚各国“臣服”。这种依恃武力的单边政策遭到东南亚各国拒绝后，又频频对安南、占城、日本和爪哇用兵，但最后皆以失败告终：“故元世祖命史弼、高兴发舟千艘，持一岁粮，虎符十、金符四十、银符百、钞锭四万，费大且劳矣，而卒败没以归。”明朝统治者吸取了宋朝只重“德”不重“威”和元朝只重“威”而不重“德”的失败教训，采取“德”与“威”并重的对外政策，结果与东南亚各国维持了长达150多年的友好邦交(即朝贡关系)：“至高皇帝(太祖朱元璋——笔者注)以来，不烦一旅，朝贡且百五十余年，曾不厌怠。不遇真主，则彼高忱海外可矣，亦安肯低心远泛以臣下于方内哉！”可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明朝的对外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其中许多经验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借鉴。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近代以来有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研究，但传统的历史学者大都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宣扬国威(即展示权威与实力)，或者是为了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朝贡贸易关系。对于郑和先后七次航海壮举后面隐藏的更深层次的意涵，向来鲜有论者涉及。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郑和下西洋背后隐藏的明代对外政策的深层次内涵略作探讨。
首先，明洪武帝对东南亚各国之间的争端采取保持中立的政策，同时对远邦和近邻，不论其国或大或小、或强或弱，只要是认同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即“王道”者，皆一律平等对待，将其纳入中华朝贡体系即文明秩序中(所谓“示无外”)。据《西洋朝贡典录》卷上《渤泥国》记载：“高皇帝时命都事沈秩、御史张敬之往谕其国，至于撤王座令列拜于庭。且曰：‘皇帝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其致词若此。而吾二臣者又却其金刀贝布之赠，则其慕中国而乐宾服者，非一日矣乎!”由此可见，明朝对东南亚国家施行“仁政”(王道)，致使周边国家深表认同、心悦诚服。
其次，明朝对外政策最成功之处在于显示“权威”和“实力”的同时，却没有任何扩张领土的野心和占有欲。明朝对于向其朝贡的东南亚各国，不论大小，一视同仁，实施一种普遍平等的公平政策，即所谓“无间内外，均视一体”。据《西洋朝贡典录》卷上《彭亨国》引明太祖训示云：“诸夷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真圣主之谟言也，乃复列不征诸夷国名示诸将来。”在这里，朱元璋明确告诫日后的王位继承者不能用武力征服东南亚各国。诚如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分析指出，明洪武帝的这些举措属典型的传统帝王施行“仁政”的做法，而公平对待东南亚各国则是发挥中国的“权威”和“实力”的一种手段。
由于明洪武帝的对外政策方向正确，因而获得了东南亚各国甚至整个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及至永乐帝派遣郑和率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凭借优越的文明和超强的实力，对东南亚各国采取“恩威并施、王霸杂用”的方针，将东南亚大小三十多个国家纳入朝贡贸易体系即中华文明统治秩序中。例如，《西洋朝贡典录》卷下《古里国》详细记载了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进行朝贡贸易的具体方式，即首先敕封其王，颁授银印，向其国大小官员赏赐物品；然后按当地风俗习惯进行货物交易。“永乐三年，郑和统大舟宝船赍诏敕封为古里王，及颁诰命银印，升赏头目品级冠带，建亭刻石。其略曰：‘尔王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皞熙同风。刻石于兹，永垂万世。’宝船至彼，王遣头目、哲地、米纳凡见正使，择日论价，将中国锦绮百货议定，乃书合同价数各存之。头目、哲地与正使众手相拏，其牙人言曰：‘某月日众手拍一掌无悔。’哲地始携珊瑚、珍珠、宝石来议价，二三月方定。原经手头目米纳凡算番物若干纻丝等物若干，照原打手之货交易。”
正是因为郑和船队与东南亚国家交往中施行“仁政”并采取了公平原则，致使这些国家不但认同而且仰慕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所以才纷纷投入中华文明的大家庭，甚至将其国的山川河流一并纳入中国版图，与中国同享祭祀（例如，安南、占城、柬埔寨、暹罗等国纳入广西，三佛齐、爪哇纳入广东，琉球、渤泥则纳入福建）。据《东西洋考》卷三《大泥》记载，大泥国(在今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中部之北大年一带)国王上表明朝请求册封“长宁镇国山”，并且愿将境内山川纳入版图，云：“永乐六年，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属职方，国有后山，乞表为一方之镇。王卒，子遐旺复以为请。封为长宁镇国山，御制碑文，刻石其上。”类似这种请求册封镇国山并且愿将境内山川归入中华版图者还有马六甲等国。据《东西洋考》卷四《马六甲》记载：“马六甲，即满剌加也。古称哥罗富沙，汉时已通中国。......永乐三年，酋西利八儿速剌遣使上表，愿内附，为郡县，效职贡。七年，上命中使郑和封为满剌加国王，赐银印、冠服，从此不复隶暹罗矣......永乐中，诏封其国之西山为镇国山，御制碑文赐之，勒石其上。”
至于郑和船队在拓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过程中，之所以能使周边国家纷纷上表归附，遣使来朝，要求册封，除以上提到的推行“王道”和实施公平政策外，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作后盾，采取“恩威并施、王霸杂用”的策略亦是其外交政策成功的重要因素。据《西洋朝贡典录》卷上《三佛齐国》记载：“广人陈祖义，国初窜旧港为酋长，以寇钞为业，舶人苦之。郑和至，有施进卿者白和，乃执祖义归，之京师诛焉，而章绂进卿于其土云。然则和岂贸易珍宝之使哉！除异域之患，为天子光，和亦贤矣。”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出郑和下西洋之目的，并非单纯为了与东南亚各国发展朝贡贸易和搜求奇珍异宝，实乃含有为维持东南亚诸边各国局势和平稳定而除暴安良、宣扬明朝国威，即建立中华文明统治秩序之使命。对此，黄省曾在《西洋朝贡典录》卷中《苏门答腊国》中发表评论说：“郑和在旧港执陈祖义，至苏门又执苏干剌，虽古之义人烈士，何以加焉!苏干剌者，渔人子也，因蓄聚而图苏门王之子。和发兵执之，且不敢专杀，槛车京师，两除岛夷之害，和其贤臣也哉!和其贤臣也哉！”郑和二度以武力平乱，解除岛夷之害，彰显“权威”与“实力”的同时，亦是为了有效贯彻落实永乐帝对东南亚推行的“恩威并施”策略。正因如此，黄省曾才反复称赞其为“贤臣”。
对于郑和船队采取“恩威并施”政策拓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所取得的成功，主持出版《西洋朝贡典录》的清代书商伍崇曜曾对郑和作过这样的评价：“然要之以一介之使，远涉鲸波，能令陆慑水栗，憬琛赆，固国家之声灵，亦由持节者抚驭得宜，恩威并施，羁縻勿绝，使永为外磗，其功不在傅介子、班定远下。”伍氏此论概括了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和影响，总结了明朝对外政策的成功经验，推崇郑和用“恩威并施”的策略，将东南亚各国纳入朝贡体系，固其屏藩，功绩不在汉代平定西域、维持丝绸之路畅通的傅介子和班超之下，评价可谓甚为中肯、公允。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明朝的实践表明，只有中国的内部政权稳定，综合实力持续增长，才有可能推行其“王道”和落实其“无间内外，均视一体”的公平政策。因为要维持万国来朝的局面，必须承担巨大的外交成本。如果没有持久的实力，或者其内部统治和国家安全受到挑战，就不可能保持稳定的朝贡体系，甚至还会出现“进贡国有一天也许会变成索贡国”的现象。永乐帝之后，明朝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关系便出现如此的情况。
经验总结与战略选择
以上的分析表明，明朝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并且通过郑和七下西洋的行动，把东南亚大批新国家纳入朝贡体系，并且在亚洲地区建立起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为主体的统治秩序。对于明代的这一历史经验，笔者认为有必要作深入剖析和认真总结。
永乐大帝的对外政策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有三个特点格外值得重视：
一、不占有他国领土，即不做殖民主义者；
二、通过传播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建立起中华文明的统治秩序；
三、以强盛国力和军事实力为对外政策提供坚强后盾。
以上分析表明，永乐大帝对外政策的经验，首先是以“王道”开路，其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方式，在维护周边国家局势稳定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共同建立起互利互惠的朝贡贸易关系，最终使周边国家心悦诚服，纷纷要求纳入“朝贡体系”，甚至主动要求把自已国家的山岳河流纳入中国的版图，所谓“悉归职方”。这种以推行“王道”和实施公平原则致使“万邦来仪”的外交政策，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友好睦邻的关系。在这里，我们总结永乐大帝对外政策的成功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对周边国家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体系，否则很难使人认同；一个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家必然“行之不远”，也无法让周边国家信服。
回顾历史，审视现状，总结明朝对外关系的历史经验，无论对认识和理解习近平主席有关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建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抑或是处理当前错综复杂的南海问题，都是有帮助的；即便是对未来中国崛起后的战略选择以及角色定位也是有帮助的。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决策层在落实习近平主席有关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建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设想时，确实有必要通过深入研究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从而进一步深入探索未来中国将要扮演的角色。当中国和平崛起之后，在展示“权威”与“实力”(即所谓“综合国力”)的同时，有必要强调坚持以国际法来处理对外事务和南海纷争。只有将传统中华文明中的“德”与“威”放在现代国际关系的框架内，才有可能使中华民族的元气复苏。
明朝的对外关系与日、美的东南亚政策之比较
明朝进入中期后，经济实力急剧下滑，加上吏治腐败，导致民怨四起，国力开始衰退，昔日的朝贡国也逐渐脱离中华文明统治秩序。而位处东亚的日本，正好结束了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进入由关白丰臣秀吉为首领的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0年)。日本各大藩主在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引领下，趁着明朝的国力衰败，在东亚悄然崛起，并且开始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试图取明朝而代之，成为东亚的龙头老大。
1588年，琉球国王尚永，威胁琉球国王向日本称臣纳贡：“方今天下一统，海内向风，而独琉球不供职。关白方命水军，将屠汝国。及今时，宜遣使谢罪，轮贡修职，则国永宁，兹特告示。”
1591年秋，丰臣秀吉又委托商人带书到吕宋(今菲律宾)：“自壮岁领国家，不历十年而不遗弹丸黑子之地，域中悉统一也。由之三韩、琉球远邦异域，款塞来享。今也欲征大明国，盖非吾所为，天所授也。如其国者，未通聘礼——不移时日，可偃幡而来服。若匍匐膝行于迟延者，速可加征伐者必矣。勿悔，不宣。”显然，丰臣秀吉这通文书也是在威胁吕宋加入到朝贡日本的藩属国家体系中。
从以上丰臣秀吉致琉球和吕宋的两件文书可以看出，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关白不仅以上承天命自居，而且还试图“以小星巨而霸天下”，用征讨明朝来威吓东亚国家向其称臣朝贡。显然，此时的丰臣秀吉已清晰地认识到，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朝贡体系，首先必须打败明朝和取代其在东亚地区的上国地位。
1592—1598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企图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明朝，结果以失败告终。丰臣秀吉亦因战争失败、众叛亲离而死亡。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取代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建立江户幕府政权。德川家康鉴于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的失败，不得不改变以征伐明朝为目标的全方位对外扩张政策，暂时搁置了与明朝争夺东亚龙头老大的军事行动。德川幕府一方面与朝鲜开展“修信使”外交，另方面通过萨摩藩加强对琉球的扩张行动，并于1609年春对琉球王国采取了军事行动，迫使琉球国王尚宁向萨摩藩称臣朝贡，而德川家康也授予统治萨摩藩的岛津氏对于琉球王国的控制权，造成日后琉球王国明属中国暗属日本的局面。其最终目的是要使琉球脱离中国向日本称臣，继而威胁朝鲜入贡，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等国上表输诚，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国际关系体系，完成丰臣秀吉未竟的事业。
近代以来，恢复天皇制后的历届日本当政者，无不以完成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的未竟事业为己任，直至今天的安倍晋三政权也不例外。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曾先后到访亚洲多个国家。首次外访即是越南，之后又访问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安倍这种类似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外交活动，体现了日本希望与这些东盟国家强化关系，以便对中国形成“制衡”之势，实施他提出的所谓“先包围后改善”的对华策略。
安倍以上的举措旨在表明，日本正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试图通过拉拢亚洲的其他国家，联手制衡中国。而安倍的所谓“先包围后改善”的对华策略，以及他在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中的强硬表态，足以显示出日本在外交上试图突破战后“持守和平”的框框，在军事上开始挣脱“专守防卫、不做军事大国”等《和平宪法》规范下的政策的束缚，将战略由防守转向进攻的态势。笔者认为，安倍“先包围后改善”的对华策略，目的乃是谋求利用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和目前中日钓鱼岛的紧张局势，以使日本在军事和外交上崛起，实现向“正常”的大国转型，重温往昔“大和民族”作为东亚龙头老大的旧梦。
日本试图将自身武装成军事大国，其目的并非想当东方王道的干城，而是要作美国控制东亚地区的鹰犬，这点可从美国在亚洲所采取的一系列强化东亚安全的举措，如加强美日安保合作、公开宣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以及对朝鲜的军事崛起施加压力等行动中看出来。就美国而言，要在东亚维持主导地位，第一是要稳定目前的局势，而朝鲜发展核武将会引起目前东亚局势的动荡，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第二是要防范中国作为军事大国的崛起，以免引起不均衡的区域冲突和紧张。为达此目的，美国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扶持日本作为军事大国，使之与中、朝抗衡。事实上，日本的复兴和军事崛起的确也构成对中国发展的巨大障碍。日本一直都有与中国争东亚龙头老大的野心，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日本就地区安全问题上的政策与中国的崛起产生了分歧和矛盾，从而加快了它在美国的卵翼下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步伐；同时，日本用于“防卫”的军备也大幅度升高，成为目前世界上的第二位军备大国；当美国发动对伊战争之际，日本也主动积极地要求派遣“自卫队”参战。日本的这些举动，大大增加了中国及东亚国家对其军事动向的警惕，特别是“二战”时期深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东亚国家，对日本实施“周边事态法案”、确认“日之丸”及“君之代”的法律地位、将“自卫队”升格为正规军和通过《有事三法》等，这些象征着为军国主义还魂的举措产生疑虑和关切。
与日本自丰臣秀吉以来凭借武力对外扩张的亚洲政策略有不同，美国作为新兴的超级强权帝国，“二战”后汲取了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以占有他人领土为目标、最终导致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经验教训，并没有以占领他人领土和建立殖民体制为目标，而是凭借其强盛国力和海军实力作为它的外交政策的坚强后盾；最关键的是，美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即“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与此同时，美国还以“遵循”国际法开路，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与认同其核心价值的国家建立起“安全保障”体系。今天所谓的“国际法”，即相当于昔日中国强调的所谓“王道”。
结语
如果将美国自“二战”后实施的远东外交政策与明代的对外政策作比较，我们将会发现两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奉行的远东政策简直就是明永乐帝对外政策的翻版。战后，美国汲取了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凭借武力攻城略地、最终遭拒被逐的失败教训，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认同取代领土占有，从而在远东建立起以美式文明为主体的统治秩序或曰新宗藩关系；这与明朝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为主体建立的亚洲统治秩序或曰中华朝贡体系又是何等相似。
比较永乐大帝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成功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套对周边国家有吸引力的核心价值体系，否则很难使人认同；一个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家必然“行之不远”，也无法让周边国家信服。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2014年1月 第2卷 第1期
作者：郑海麟(1957—)，男，广东梅县人，香港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日关系史与中国近代史、国际关系与两岸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