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昌:新形势下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和中国的应对策略

发布者:陶晓玲发布时间:2018-08-04

 2018年以来,随着朝韩关系渐进改善以及朝鲜相继同中、韩、美三国举行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再次进入转圜发展的新阶段。很显然,在关于朝核问题的新一轮谈判过程中,中国依然面临一些潜在的挑战,为此,必须及时调整有关政策主动出击,以战略制衡为基调,防范利益攸关方借助双边或者多边会谈侵害中国利益。

2018年2月,以参加平昌冬奥会为契机,韩朝关系得到大幅改善。在韩国的斡旋下,美国同意和朝鲜举行首脑会谈。3月25日到28日,中方邀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华。4月27日,韩朝双方举行首脑会谈,发表了《板门店宣言》。在新一轮朝核问题谈判过程中,朝鲜半岛地缘政治格局将不可避免发生变化,我们需要重视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潜在挑战,主动采取应对策略,积极参与朝鲜半岛安全利益博弈,防范利益攸关方借助双边或者多边会谈侵害中国利益。

实施战略制衡的前提:了解博弈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从国际关系实践看,均衡战略的实现不是单凭某一个国家的政策善意就能实现的,各方为了寻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甚至为此采取对抗性的战略措施,无论是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还是朝鲜的拥核战略,乃至于韩国的同盟强化和安保统一战略,其实都是谋求增加博弈的实力,伺机扩大本国的国家利益,这就造成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利益空间受到挤压。在各方进行激烈博弈的过程中,博弈方都会利用现存的国际议题或者其他第三方因素主张和强化本国的国家利益,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化和国际问题复杂化。

在朝鲜半岛安全事务中,参与安全博弈的主体有韩朝两个朝鲜半岛国家,以及中美等周边大国,在某些情况下,俄罗斯和日本也是参与博弈棋局的关键一方。这些国家的安全博弈关系可分为三类:一是初次博弈,主要是韩朝之间的统一博弈,这是朝鲜半岛局势演变的轴心和内在张力,至今双方在统一方式上存在严重分歧;二是周边大国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安全博弈,主要体现为朝鲜与美日两国的对立,以及中俄与韩国安全关系的紧张;三是周边大国之间的博弈,主要是中美俄日四方之间的霸权博弈,争夺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事务的主导权,历史上这一地区多次上演霸权竞争和转移。

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博弈棋局中,韩国、朝鲜和美国等国家都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中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随着韩朝关系、韩美关系和朝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受到影响,韩、美、朝三方之间的安全博弈势必波及中国的安全利益。因此,中国需要根据地区国际关系主体组合、谈判议题及其性质设定相应的对策。首先,中国必须根据当前局势及变化趋势随时设定中朝关系、中韩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来确保本国利益不受损害。其次,要根据客观环境和主观策略以定性或者定量的方式阐明各方的主要国家利益诉求,从而更加清晰地界定影响中国利益的核心议题。最后,根据这些议题与中国核心利益的关联度来制定中国采取的博弈策略,分清轻重缓急。

在重要的关系议题上,韩朝美三方存在不同的安全利益诉求,这些利益成为制约双边关系和三角关系演变的核心要素。

第一,韩朝关系议题。韩朝关系发展的核心议题是实现和平统一,由于体制差异,韩朝选择了不同的统一政策和策略,双方在统一的方式和具体路径上存在激烈竞争。韩国的“共同体”方案是以经济合作的方式推动韩朝渐进统一,而朝鲜的统一方案则是以“联邦制”的方式在政治上首先实现形式统一。为了实现各自的意图,朝鲜要求韩国放弃制度上上的吸收统一,韩国则要求朝鲜弃核改革与韩国进行全方位合作。文在寅上台后,延续了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原则,对朝作出“三不”承诺,即不希望朝鲜崩溃、不对朝鲜进行吸收统一、不人为地追求统一,愿意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问题。

第二,朝美关系议题。由于美国影响韩朝竞争格局,因此,朝鲜强烈要求美国放弃对朝敌视政策,核心议题包括撤出驻韩美军、废除美韩同盟条约,停战协定转换为和平协定,以及朝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给予朝鲜安全保障等。由于美朝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美国选择了强化美韩同盟打压朝鲜的战略,要求朝鲜弃核,改善人权,放弃非法行为。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做出“四不”保证,即不寻求朝鲜政权更迭、不寻求搞垮朝政权、不寻求加速南北统一、不寻求为跨过“三八线”找借口。但是,朝鲜弃核是一个基本前提,美国目前还不想放弃韩美同盟。

第三,韩美关系议题。为维护东北亚地区事务主导权,美国在发展美韩同盟关系的同时,近年来开始鼓励日本实施军事大国化,长期以来,美国也试图加强美韩日三边安保协调体制建设遏制中国,但是,在中国的压力下,韩国对此持保留态度。为了和朝鲜竞争,韩国选择了继续巩固发展韩美同盟,双方商定建立全面的战略同盟伙伴关系,并根据朝鲜半岛实际来确定战时作战指挥权的还收进程,通过研发和部署战略武器系统以及进行针对性的联合军事演习来强化联合防御态势。在文在寅政府的要求下,特朗普政府同意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朝核僵局,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也不排除对朝实施军事打击。未来,朝鲜因素依然是影响韩美同盟的关键变量。

实施战略制衡的关键:明确各方利益对中国的影响

在朝鲜半岛,朝鲜与韩美同盟构成一个核心博弈三角,其博弈结果将对中方的战略利益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韩美同盟作为一方提出自身的各种利益要求,并通过军事演习和部署战略武器的方式,以及单独和对朝国际制裁的方式持续向朝鲜施压,只要朝鲜无法承受这种压力作出妥协,韩美的利益就能实现最大化。针对韩美的施压战略,朝鲜也不甘示弱,采取战争边缘战略,坚持进行核武装,确保本国利益不受侵害。总体上,韩美同盟利益的实现,朝鲜利益的受损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造成的负面作用更大一些。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在东亚的利益包括维护美国的贸易关系,强化军事同盟关系,遏制朝鲜核武装和核扩散,延缓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确保美国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等。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利用朝核问题,弱化了中国地区事务上的作用,会导致周边国家消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命运共同体规划。在朝鲜半岛,美国要求朝鲜弃核虽然符合中国长远利益,但是,驻韩美军的持续驻扎以及美日韩三边军事协调机制与中方的新安全观存在对立,因此,需要支持朝鲜要求韩美停止大规模军事演习和撤出驻韩美军的主张,坚持按照“双暂停”和“双轨制”思路处理朝鲜半岛和平问题。

第二,韩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民族统一。在安全上防止朝鲜和周边大国对韩国造成军事威胁,韩国必须维持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在经济上发展和周边大国的贸易往来,推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为韩朝大规模经济合作创造条件;为实现统一,韩国需要消除制约两国关系的安全因素,在解决好朝核问题后,主导对朝经济合作,推动双方分阶段实现统一。但是,韩国主导的非和平统一对中国不利,韩国想实现本国主导的和平统一,乃至统一后很可能继续通过韩美同盟减缓周边大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在韩美同盟维系期间,中国需要把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延伸到军事安全领域,建立一个稳定的有效的安全对话沟通机制。

第三,对朝鲜来说,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就是确保主体社会主义体制的延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朝鲜持续进行核试验和发射远程导弹,增强核威慑能力,让本国成为拥核国家,只要厉行经济改革和确保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本国“并进战略”就能实现。在新一轮谈判过程中,朝鲜以中国为后盾,以冻结核试验和导弹发射的方式,换取韩美两国对朝妥协,避免美韩同盟发动对朝战争,同时争取韩美承认朝鲜政权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对中国来说,朝鲜弃核改革是最为理想的结果,必须防止朝鲜弃核进程中断和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对此,中国应该保持战略清醒,朝鲜拥核只会导致地缘政治冲突更快爆发,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不应动摇。

总之,朝鲜拥核,韩美同盟强化和韩国主导的非和平统一,以及日本借助朝核问题的军事大国化将严重恶化东亚的安全环境。与这些国家采取的竞争性对抗战略来争取国家利益相反,中国的政策目标是以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为契机构筑地区多边安全机制,采取的策略则以劝和协调为主,这让中国成为地区国际事务的仲裁者。作为朝鲜半岛国家的重要邻国,随着六方会谈停摆和新一轮安全博弈,为了防止在朝鲜半岛安全事务上被边缘化,中国需要采取理性的竞争制衡策略,否则,国家利益就会被美韩朝等博弈方“出卖”而持续挤压。

实施战略制衡的策略:积极介入朝核问题四方会谈

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内容包括:一是和朝鲜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如何继承与发展;二是与韩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开展与深化;三是怎么才能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四是对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坚持什么样的立场。在实施这一政策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当务之急是和平解决朝核问题,防止朝鲜半岛爆发军事冲突。其次是促使朝鲜对中国企业实施更大程度的开放,确保朝鲜在政治上实现软着陆和韩朝关系稳定,防止朝鲜人大规模脱朝事态发生。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稳定的中朝关系,平衡的韩朝关系和朝美关系正常化。

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华以后,两国决定就半岛局势变化加强战略对话与合作,首脑会谈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了中朝关系发展的方向,以及表现了通过合作解决双边问题和地区安全议题的意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相继参与朝鲜半岛安全四方会谈,朝核问题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在中国的斡旋下,达成了解决朝核问题的“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指明了解决朝鲜半岛安全问题的方向和步骤。在这次会谈中,中方强调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意志,以及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原则。朝方也提出实现无核化是“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的遗训”。如果朝鲜实现彻底弃核,无论是在安全保障还是在经济发展方面,都离不开中国的绝对支持。

如果朝鲜决定弃核,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朝鲜半岛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需要举行中美韩朝四方会谈。为此,朝鲜必须改善与韩美同盟的对立竞争关系,为缔结和平协定创造条件。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其东亚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其中之一就是让朝鲜进入弃核谈判轨道,虽然韩美两国2017年都对朝鲜做出承诺,尊重朝鲜政权,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朝鲜是否彻底放弃核武器,以及美韩两国给出多大程度的安全和经济上的补偿,是否愿意和朝鲜建立正常的官方往来。目前看,解决这些棘手问题,需要比“9.19”声明更复杂的机制设计,来确保朝鲜弃核进程不会逆转。因此,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重建过程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保障。

韩朝双方已经通过《板门店宣言》宣布举行三方会谈或者四方会谈建立朝鲜半岛和平体制。随着朝美首脑会谈的进行,朝鲜弃核谈判将带动一系列议题出现。朝韩首脑会谈重点是为弃核创造有利条件,主要讨论对朝支援和经济合作项目,双方已经设立板门店常驻联络处和开通首脑电话,这有助于增进互信。而朝鲜将和美国就和平保障问题和建交问题进行磋商,朝美会谈的风险在于,特朗普政府下届总统大选之前必须看到弃核成果。如果朝鲜采取行动,美国也将相应的补偿措施,包括给予朝鲜安全保障,进行经济援助和允许对朝投资等。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朝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中方积极介入有助于朝鲜解除朝美博弈的投机主义政策倾向。

2017年11月,朝鲜当局宣称完成核武力建设的历史伟业,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空前严厉,美国的对朝军事高压有增无减。在这一背景下,朝鲜最高领导人借宣布参加韩国冬奥会和改善朝韩关系之际表达了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意愿,一方面,朝鲜借助谈判拉锯战缓解国际制裁压力获得补偿,另一方面,通过特金会,朝鲜再次以弃核作为促进国家战略重点转移,实现政权体制稳定的跳板。因此,朝鲜的战略转圜对扭转朝鲜半岛动荡不安的局势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前,在构建朝鲜半岛和平体制过程中,中国政府需要对局势演变保持清醒判断:第一,朝鲜只有真正弃核改革才符合中国长期战略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无核化上需要和韩美保持密切合作;第二,在朝核问题上,中美对抗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实现,在地区安全治理上两国拥有共同利益;第三,韩国是中国在东亚的一个重要战略伙伴,需要以弃核为契机,加快中朝韩三方经济合作。总之,中国以朝鲜弃核为前提,维护朝鲜正当的安全利益,协助韩朝和朝美关系改善,为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建设地区命运共同体提供必要的条件。

文章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18年春季号

作者:梁立昌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政治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