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海上战略竞争博弈
2018年4月，由“辽宁舰”和数艘导弹驱逐舰、护卫舰以及多架歼-15舰载战斗机、多型舰载直升机组成的中国海军航母编队，在南海、东海等西太平洋海域展开实战化训练。
《世界知识》：当前，海上安全问题受到高度关注。在您们看来，这种关注有哪些具体成分？
朱锋：亚太海上安全局势依然处在不平静时期。不仅南海、东海的军事紧张态势未能降低，围绕着南海岛礁建设引发的“军事化”争议仍在升温。在中国和东盟共同努力下，南海主权争议是在趋缓，但从南海、东海到印度洋，围绕领土主权的管辖权争议、海上力量间的竞争，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始终都还在紧张进行。
海上安全成为东亚安全最突出、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是亚太地区权力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海上力量的成长和壮大，让中国开始有潜力打破美国及其盟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控制权。而为维护自身战略利益，维持东亚海上秩序主导权，保证海空自由介入和力量投送能力，美国加强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和干预、在日本不断增强前沿军事部署，以及继续“妖魔化”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也是必然的。
中国也面临自身海上安全与维权的重大挑战。历史上，我们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海权国家”，而只是“陆权国家”。中国要想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有效完成陆海统筹，实现“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完美结合，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观念、体制和能力，迄今还没有科学的答案。中国作为“海权国家”的崛起究竟应该经得起怎样的考验和磨难，时间同样没有给出答案。
但实现这一“结合”的历史性进程毕竟已经展开。中国有必要结合周边海上安全局势的具体发展，以及与邻国和美国关系的调整互动，深入分析在海上力量碰撞和竞争的新时代，到底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努力解决，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究竟该如何统筹协调各种要素和力量、形成具有社会共识的方案，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21世纪的海上战略力量的竞争和博弈必然会具有21世纪的特点，在我看来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海洋强国战略不能简单地依赖海上军力建设。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其实说得很清楚，重点是放在海洋科技、海洋经济、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而不局限于海洋军力建设。
第二，海洋是世界公域，不仅有最繁忙的水道、丰富的资源，更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开发和利用海洋，需要有规则和法律意识，需要提升多边合作能力，需要有遵守和引领海洋规则、规范和制度建设的本领。大国的海洋竞争如果只狭隘地局限于军力方面，是对时代特点的误解和扭曲。
第三，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必须包括海上军力建设，但今天的中美关系，和“马汉（美国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曾两度担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时代”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全面竞争有着本质的区别。马汉海权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全球性的大国必然有着从生产资源获取到商品贸易和产品输出的全球性利益，也就必须去影响和控制海上战略通道，发展有全球控制力的海军。
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对海上航行自由的维护，要依靠国际制度，依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依靠相关国际海事机构。时代变了，简单地把海上力量建设集中于军力方面，是对全球治理时代基本精神的背离。
举个例子，西太平洋有着世界最繁忙的水道，比如马六甲海峡；也有世界上最开放的海域，包括南海。不管中国对南海岛礁的实际控制、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存在有多大程度的演进，南海航道安全都是一种“公共产品”，南海地区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保障南海航行安全，反对海盗、海上走私、海洋生态破坏等非传统威胁，都符合中美共同利益。所以，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在南海确实存在中美战略博弈，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南海又为未来中美海上合作提供了舞台。
今天我们思考中国的海上力量建设、未来海权发展的具体形态，必须紧扣时代特点，紧扣中美关系既合作又竞争的本质，同时清楚了解占据全球治理道德制高点这样一个外交政策基调所赋予的具体任务。
美国以中国为“头号海上战略竞争对手”发起挑战
《世界知识》：不少人认为，中美在西太海上的军事较量和战略博弈正在成为影响地区安全形势走向的一条主线，两国因彼此误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增加。您二位是否赞同这样的判断？
胡波：中国已被美国确定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这一定位包括头号海上战略竞争对手。传统上，中美不存在海上战略竞争。十多年前，我们设想的中美冲突，大概也就是因为台湾问题。但到了今天，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中国在近海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策略和在远洋的军事活动给美国的海上主导地位带来全面而严峻的挑战，因此重新强调大国对海洋控制权的竞争。在南海，美国表面上关注所谓“航行自由”和地区秩序问题，实质上最关心的还是其海上主导地位，对中美日益缩小的能力差距感到焦虑。
美国官方对所谓“中国海上威胁”的严肃关注始于2009年前后。美军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提出了“空海一体战”和“联合介入作战概念”，以应对其认定的中国等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威胁”。到2015年，美国发布了很多文件，比如新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亚太海上安全战略》，以及奥巴马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应该说那个时候美国已将中国定为头号海上战略竞争对手了。美国也越来越在意中国远洋力量的发展，倾向于认为中国海军在局部海域逐渐有能力和美国争夺制海权。
美国还认为中国正在采取一种“灰色地带”（Gray Zone）策略进行维权和“扩张”。“灰色地带”理论是美国战略与防务界近年炒作的新概念，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维权行动被视为典型案例。美国流行的看法认为，在避免与邻国和美国爆发战争的前提下，中国正在这些地区通过岛礁建设和海上执法持续不断地推进其海上主张，以对抗性的方式改变争议现状，损害美国的战略信誉和信心。
美国针对中国的海上竞争战略已经全面开启。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间，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由海到陆”，也就是强调从海上向陆地投送力量的能力，支持陆军和空军打击恐怖主义和失败国家，这种战略设计针对的一般都是中小国家。近些年，美军的海上战略正在发生以中国为重心的重大调整，推动“由海到陆”向“重返制海”的战略转型。进入2017年，美国海军发布了《未来的海军》白皮书，指出海洋控制和海权竞争已再次成为美国海军的头号任务。在今年5月底的交接班仪式中，美军前太平洋总部司令哈里斯在告别演说中讲了一句话：“我们27年的休假已经结束了。”未来，美军势必全力弥补其在过去20多年间忽视的高强度对抗能力建设，如反潜、电磁对抗、反舰作战和区域防空等。
这种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1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的基调，从其对“印太”和南海战略态势的描述可以看出，美国进行海上战略竞争的意识重又突出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把我们等同于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美国在2015年重启了“舰队问题”（Fleet Problem）演习，内容和细节罕见地保密。这个演习聚焦高烈度海上冲突和海洋控制的争夺，对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军航母作战理论及战术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是针对日本的，但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就停办了，甚至在美苏冷战时期都没有重启。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特别是美国基于海权竞争理论而形成的政策，中国处于被动选择的境地，在认知和准备方面显得有些不足。中国可能没有想到，自己在南海的岛礁建设会引发美国如此之大的反应。事实上，中国一直强调，自己在南海关注的主要是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没有别的企图。
美国对大趋势的塑造能力先天要强于中国。美国执意要挑起海上地缘竞争，中国可能别无选择，大的方向上能做的有限，但可以改变竞争的节奏和烈度，也就是管控竞争。面对美国挑起的这场战略竞争，中国过高和过低估计自己的能力都是有问题的。我们要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这场海洋战略竞争恐怕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因为大概率地讲，我们仍处于一种总体和平的状态，而通过和平方式改变力量格局，时间会更长。所以我个人判断，中美海上战略竞争的特点同以往的大国海上竞争相比将不太一样，会是一种长期的战略相持和消耗，而不是马汉主张的“决战决胜”，也就是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难以有一揽子协议。
即便如此，中美双方也有必要学会共存共融，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控制海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军事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海权越来越成为一个包容性的体制，而非完全排他性的存在。
美国应该欢迎中国发展海权，因为中国没有能力和意图将美国力“赶出”西太平洋。同样，美国也没有能力完全遏制中国。以前，美国主导西太事务的前提是中国非常弱，特别是在海空力量方面。只要强大后的中国稍微发挥正常一点，美国就必须学会跟中国分享权力。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漫长，在达成基本的共识之前，双方会经历长时间的的斗争和博弈。
2018年6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北京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举行会谈。
朱锋：今天西太海上安全的复杂性对中美关系来说是时代性的挑战。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美国长期的全球霸权基础。但美国感受到了中国海军力量的崛起。美国海军智库人士多次对我讲，现在西太平洋开始有两支海军，而不再是美国一支海军，南海和东海的主权争议在美国战略界眼中已经全然变成了中国海上力量的“扩张”问题。美国尽管口头上仍坚称对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海洋领土争议不持立场，但其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要拉紧和中国有争议的国家的关系，全面质疑甚至否定中国合理、合法、正当的主权权益主张。美国基于战略和政治利益采取的政策“选边”，事实上加深了中美在海上的战略互疑。
美国对于中国出于正当国家安全与防卫需求进行的海上军力建设确实需要有一个从心态到政策再到战略上的适应过程。中美要加强军事合作对话和交流，尤其应就南海问题积极建立相关磋商机制。美国给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扣上“军事化”帽子，双方有必要就何为“军事化”进行沟通，以有效化解各自关切，但遗憾的是美国一直不接这个茬儿。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关系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双方如何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建立新的互动机制，形成新的战略共识和行动规则，然而这需要时间。
中美军事博弈成为南海局势复杂化主线
《世界知识》：既然已经具体谈到南海问题，那么该如何判断形势的最新发展？是继续趋好，还是有重返动荡的危险？
朱锋：总体是趋稳趋好的。但今年以来，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博弈令人不安地在进一步上升。究其原因，一是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变得越来越具有挑衅性和威胁性；二是美国针对我国南海岛礁建设的军事行动准备在提速，军事施压已成为美国南海政策中十分露骨的内容。
今年5月29日，两艘美军驱逐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这不仅公然挑战中国的主权安全，而且变原来的单舰为双舰，甚至采取S型航线，并在通过时起降舰上直升机。这种姿态是危险的，反映了美国加大军事干预力度的趋势，增加了中美海上舰船发生意外碰撞的风险。
美国国防部今年不再邀请中国参加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更有甚者，在今年6月有26个国家近50000名军人参加的“环太军演”中，美国和日本联合执行了联合实弹演习，美军为此展示和实弹发射了最新型的舰基导弹，并以“远洋群岛”为假想场景，出动舰载部队演习登岛和夺岛军事行动。这是为了向盟友伙伴展示美国不惜在南海实施军事干预的决心，提示各方了解美国可能的军事选择和动向。
今年以来，美国一直鼓动澳大利亚在南海执行定期的“航行自由”行动，煽动英国、法国等国派舰进入南海巡弋，定期和日本举行海上军演，竭力营造多国海军力量介入和干预南海局势的事实，企图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孤立”中国。美国及其盟国的强势干预客观上成为南海紧张态势难以实质回落的根源。
结合美日等国积极推动组建多国军事同盟的“印太战略”，美日等国的南海战略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觉。再联系到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蛮横强硬的“贸易战”，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是笼罩在南海上空的最大阴霾。
胡波：南海局势2016年以来确实在降温，但仍有一些“暗流”。
第一就是中美军事博弈和竞争的风险在加大。中国当然相对被动一点，主要是美国从2017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某些动作非常危险，包括“航行自由”行动的力度，重点也从南沙扩展到西沙，原来在12海里之内基本上是“无害通过”，现在则几乎全是“有害通过”，频率当然也增加了。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5月以来已超过10次。而且，“航行自由”行动还只是美军在南海军事行动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其他的比如说军事演习、抵近侦察，还有作战基础设施建设动作等也都在加大。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是非常明显的趋势，中国不能不有所反应。
美国南海政策的风险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变得越来越缺乏耐心，越来越焦躁，觉得如果照目前形势发展下去，中国早晚有一天会控制整个南海。这是美国军队和战略界的共同看法。他们认为美国政府现在做得依然不够，部分高官甚至叫嚣战争手段。二是美国可能低估了中国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
第二，中国与部分争议方之间尚存在摩擦点：一是越南在争议地区的油气开发最近比较活跃，中越之间因此已发生了几次摩擦。二是黄岩岛的局势。中国不承认黄岩岛有争议，但考虑到中菲友好，同意菲律宾适量的渔民到黄岩岛周边海域捕鱼。随着菲方渔民的增多，必然会存在一定风险。此外，菲律宾的国内因素对现场局势也有一定影响。另外，中国与马来西亚对南康暗沙和北康暗沙现状的理解存在分歧。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围绕西南渔场也有些摩擦。
总体来讲，南海局势确实在降温，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一些潜在的问题又在浮出水面。其中最关键的、有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中美博弈，特别是军事博弈，风险越来越高，管控难度也越来越大。
未来南海局势稳定有赖区域规则的建立
中国西沙群岛永兴岛上的三沙市政府所在地。照片摄于2018年1月22日。
《世界知识》：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制订“南海行为准则”（COC）进行的谈判是否进展顺利？应如何推进这一谈判，才能使之切实起到促进南海和平稳定的作用？
胡波：围绕“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现在有三个焦点：
第一，中国和东盟国家都面临着压力，需要谈判不断取得进展，否则各方的耐心就会销蚀。目前总的趋势还是不错的，大体进展顺利。
第二，时间表和约束力问题备受关注，这涉及具体条款，而目前才刚刚谈及具体条款，就要笼统地谈是不是有约束力，或者确定几年谈成，都不太现实，因为有太多的技术性问题。当前最重要的是坚持谈下去，在谈判的进程中解决好时间表和约束力的问题。
第三，可能存在期望过高的问题。中国、东盟国家和域外国家的部分声音都有这种倾向。我个人认为，COC不是解决南海争议的合适平台，它解决的只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关于某些行为的适用规范。而整个南海地区的规范和规则要宽泛得多，所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以COC解决所有问题，其内容也不宜过于泛化。
朱锋：南海局势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就在于，除了中美等国的战略博弈之外，主权争议国之间的竞争性仍难有效平息。在主权及相关海洋权益的竞争上，各行其是的争夺态势不仅没有终止，甚至局部还在出现紧张化的趋势。印尼将南海部分海域命名为“北纳土纳海”，菲律宾在中业岛扩建机场，越南继续在南沙群岛扩建岛礁、加强军事部署并想在争议海域打井钻油，马来西亚在弹丸礁等地修建设施等行为，说明南海主权争议的“实体化”行动仍难得到有效管控。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需要加强和东盟的接触交流，通过双边机制进一步提升、充实战略对话伙伴关系，确保双方都能在争议问题上保持克制。另一方面，中国和东盟的COC谈判不是一个简单的需要列出时间表，在什么时间内可以谈成、谈好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谈判进程要均衡反映各方关切，充分表达各方利益诉求。
总的来讲，COC谈判是非常重要的抓手，它不仅使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能够建立一个规则框架，更重要的是谈判本身就是进一步加深、加强战略对话进程的举措。至于时间问题，我觉得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水到渠成”，所以我希望双方一方面能够充分地进行对话，另一方面能在积极的对话过程中抓住机会，及时推动磋商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这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COC对南海局势稳定到底有什么作用，我有两点补充：第一，它确实是旨在建立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这个准则能增强中国和东盟国家行为的可信度和可视度，并推进对争议岛礁地区或海洋权益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等后续合作行动。第二，COC谈判本身就在向机制化的方向推进，有助于管控争议，但谈判进程如何进一步密切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南海维权维稳方面的合作，对双方还是考验。
2018年8月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新加坡东盟与中日韩(10+3)外长会期间与东盟秘书长林玉辉交谈。此前于8月2日举行的中国-东盟（10+1）外长会形成了“南海行为准则”（COC）单一磋商文本草案。
《世界知识》：长远来看，南海局势能否实现长治久安？除了COC之外，各方有无可能在建立综合性的区域规则方面取得突破？
朱锋：南海局势走到今天，确实需要推动建立一整套的地区治理制度、规则和程序，从资源到环境，从主权争议管控到海洋权益维护，从生态保护到渔业资源养护……这是地区安全和秩序的需要，旨在为南海地区的长治久安确立制度保障。
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现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大使在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就提议建立沿岸国的南海合作制度。目前来看，COC的谈判进程对建立这样一个制度是重要探索。如果通过COC谈判建立起一整套的行为规则，就可以增强各国的信心和互信。在此基础上，推进南海沿岸国的合作制度，推进地区安全治理模式的发展。
我们需要推动长期的南海区域治理，这个区域治理不仅是地区安全合作的需要，而且确实能够创立一整套地区规则。在我们所强调的南海问题解决方式上，能够把“双轨机制”做实，做得更加具体化。对于这样的前景、目标，其实各方都很清楚，目前来说就是如何一步步向前迈进。
应该看到今天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共同管控南海争议、维护南海稳定方面有两个特点，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和政策准备。
第一个特点是领土主权问题涉及非常复杂、深刻、广泛的民族感情，常常在国内政治中被炒作成重要话题。其实联合开发是务实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但是因为涉及开发，就触碰到了相关岛礁的主权及海洋权益问题，在特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就会变成敏感话题。
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非常务实，搁置了2016年的所谓“国际仲裁案”。但菲国内还有不同的政治势力、政治派别，他们批评杜特尔特对中国做出“无原则的让步和妥协”。所以在菲律宾的国内政治中，领土主权问题仍在受到炒作，其复杂性、敏感性仍是比较突出的。
最近菲律宾的宪法咨询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将“仲裁案”结果写进宪法。这就是一种在中菲之间“找茬儿”的行为，完全违背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务实合作原则的基本内容。
第二个特点是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对不同国家来讲都具有一个共性，即都是“绝对主义”的政治话题，没有一个国家会轻易让步。因此，在面对共同开发、务实合作的问题时，这么多年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最重要的障碍就是国内政治的影响。我们觉得我们很爱他们的国家，但对方同样也是爱他们的国家的。领土主权问题，特别是南海主权问题不可能有迅速解决的途径，只能是慢慢来，只能靠务实合作，只能一点一点往前走。
解决南海问题不能光靠简单地喊口号、讲原则，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具体、跨学科的社科研究过程。在南海问题上，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方面，我们要及时总结各种案例，从现实案例中发现问题，调整方式方法，务实加以推进，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不断深化，这才是南海维稳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注南海、关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关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需要更多青年人投身这项工作。我们希望能培养出既懂历史、法律，又懂外交、政治的专业人才，也要倡导正确的研究方法。
胡波：确实是这样。整个海洋问题的研究，包括南海问题或者海上务实合作问题，都不是单一学科能解决的问题。单一学科往往看到某一条线、某一个点，但实际上从政策角度讲，它可能是有缺陷的，我们一定要注重多学科的交流互动，找出综合性的方案，这才是未来南海乃至其他海洋问题研究的出路所在。
总体来讲，我对南海局势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这是因为，经过2009至2016年的较量，菲律宾、越南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捍卫主权权益的决心和能力，以后会越来越接受“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
中国在南海的利益比较多元，有主权权益，还有战略空间的问题。主权争议短期内恐怕解决不了，继续搁置是理性的选择，以后这个问题可能会逐渐冷下来。对越南、菲律宾等国来讲，再往前冒进也是非常危险的。
虽然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很多问题还是存在的，还会不断发酵。打个比方，如果南海局势在2009至2016年的温度是八九十度的话，眼下可能是六七十度。我们能不能把温度继续降到三四十度？我认为不太现实。我们要承认南海争议可能会长期保持下去。当然也要看到，中国控制局面的能力在不断增强，维稳的工具和手段也越来越丰富，今天的“搁置争议”是一种主动行为。
中国在维权维稳之外，怎样在这个区域和东盟国家一起构建一套共存的、有包容性的秩序或者规则？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新话题。制定COC的努力就是其中一部分，但COC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其他方面能不能有创新和突破？
作为大国，除了关心主权和主权权益之外，还要关心区域规则与秩序的问题。我们希望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其实首先就要谋划周边治理。能否引导南海问题相关各方进行综合治理方面的合作，考验着中国的智慧和能力。现在南海地区没有太强的秩序规则，最多存在初级的危机管控机制，这显然不应是个长期状态。
南海能否长治久安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能不能切实搁置争议。东盟相关国家能否彻底接受这个提议。第二，中国能不能与东盟国家一道构建一套新的地区规则。第三，共同开发和务实合作能否推动下去。
我始终认为，南海问题不应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全部，而且也越来越不是最重要的。随着中国和东盟国家整体关系的发展，南海问题的重要性在下降，虽然趋势比较慢，但肯定在下降。所以我认为中国和东盟国家海上务实合作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务实合作常会与“共同开发”联系在一起，其实两者并非同一概念，含义大不相同。务实合作的空间更广，理论上可以包括整个东南亚海域和中国管辖海域，而不仅仅是在有争议地区的“共同开发”。
在争议地区进行合作可能困难比较大，但如果在非争议地区先开展起来，双方可能就没有太大负担了。比如中国在菲律宾宾汉隆起的勘探，菲方没有那么大的戒心。这是在菲律宾海，在菲方的大陆架上，完全可以进行合作。务实合作可以超越“共同开发”，超越争议问题。
关于务实合作，我有三点建议：第一是多做少说，保持低姿态。现在我们有时阵仗太大，把东盟国家吓坏了。第二是从非传统领域到传统领域逐步开展。比如减灾防灾、气象预测、环境保护、渔业开发与合作、旅游、海洋考古等，这些都是低敏感领域，然后再到油气开发或其他什么领域。第三是充分挖掘合作潜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海上合作互补性还是很强的，我们有资本、有人才、有技术，东盟国家有得天独厚的海洋条件和地理位置。另外，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精神，半闭海沿岸国有义务在环境及物种保护等方面进行合作。
2016年11月13日，由中国投资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开航揭幕典礼隆重举行。图为当天即将驶离码头的中国集装箱轮。
中国需要确立自己的海权意识
《世界知识》：两位刚才已经多次提到了“海权”这个外来概念，我们也注意到胡波老师的新书《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最近由海洋出版社出版了。为何使用“后马汉时代”这样的时间界定，希望通过这本书唤起中国什么样的海权意识？
胡波：在认知“海权”方面，中国是一个“晚熟”的国家，而且历史上吃过其他海权强国的亏，吃过很大的亏。所以我们从官方到学界，很多人对这个概念是排斥的，认为这是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东西。部分学者虽然接受了“海权”这个词，但却对其做了中国特色的创新，完全脱离了“海权”概念的本意，形成了很多误解或误读。
第一个误读，很多人认为地缘政治和海权是帝国主义和西方世界的话语，是他们影响世界的范式，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应该追求海权。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就是只要国家在，地缘政治无论你讲不讲，就是一个客观存在。海权的实践甚至肇始于人类有文明之日，只不过海权的系统理论归纳始于美国的马汉。中国要发展海上力量，无形中就会在国际海上战略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个位置我们不要，主权和主权权益也得不到维护。所以我认为地缘政治和海权与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并不相悖，海权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关键看行为体本身。海权掌握在正义一方手上，就能促进世界和平。中国海权的强大必然能够更好地促进世界和平。况且，海权和地缘政治确实是当今国际政治中非常重要的现象，而且这两年有更加流行的趋势。虽然我们有超越地缘政治和海权竞争的理想，但也应该相对务实一点，要看到这个趋势和现实。搞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就不能不研究权力政治。
第二个误读，是认为海权无所不包。马汉笔下的“海权”本身就比较模糊，实际未做严肃定义。可能是受到海权包括“所有能够成为海洋强国的一切因素”这句话的影响，海权概念在中国变得非常泛化，中国学者做了很多创新，比如权益海权、合作海权、综合海权等。但我们知道海权的核心概念和内涵是Sea Control（海洋控制）。你如果离开了这个去谈其他的，我认为就失去了海权概念的本意。
什么叫“权力政治”中的权力？就是我能够要求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与之相伴的，必然有一定对抗性，因此海权先天有一种对抗和竞争的特性。当然，今天的海洋控制跟马汉当年的海洋控制已不大一样，不再是我要把你打败或者歼灭你的力量，而是一种相对优势和相对影响力，是一种“协商型的权力”。
所以我认为，学术研究首先要把概念界定得小一点。如果概念太大、太模糊、太宽泛，不利于加深对海权核心内涵的认知与争鸣。在西方文献里，海权的核心概念仍是偏军事安全的。当然海权发展到今天，规则和秩序塑造力的作用也很大，但它的核心内涵还是海洋控制。你可以说今天的海洋控制跟100年多前的不太一样了，但你不能说海权没有海洋控制，或者回避权力政治讲海权，空讲权益政治。
海权是个政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钓鱼岛本身可能跟海权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控制了钓鱼岛，就可能带来海上权力的增长。海洋权益与海权确有很强的联系，但不能说海洋权益就是海权。
第三个误读，是对马汉在美国海上战略中的作用和影响有所夸大。马汉只是个学者，当然他跟美国当时的政府关系密切，有很大的军政影响力。不过，政府的政策往往会采取综合的范式，博采众家之长，不可能完全拘泥于“马汉范式”。当然马汉的影响确实太大了，现在我们一谈海权，首先就联想到马汉，好像除了马汉就没有别的理论了。其实在海权理论的发展史上，还有很多学者值得一提，比如朱利安·科贝特（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叶英国军事理论家），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数以百计。
即便是美国的海上实践，也并非一直坚持着“马汉传统”。比如二战以后，美国海军执行的传统很大程度上并非“马汉传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间，美国海上力量的战略路线更近似于“科贝特传统”，强调由海到陆和两栖作战，而不是搞海上歼灭战，或海上决战决胜。但在中国，一谈海权必谈马汉，谈到马汉，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马汉对美国海上崛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在持续发挥重要影响。
第四个误读，是认为海权范式一成不变，即搞海权一定会重复西方道路。实际上任何国家的海上崛起都是一个特例。马汉关于海军战略原则、海权重要性和海权运用的论述在今天对所有海洋大国都仍有很强的参考价值，但是关于海权的具体路线和目标内涵，每个国家追求起来会有不同的范式。即便崛起路径最相似的英国和美国，其海权的内涵和追求海权的过程也不太一样。
第一，地缘政治情况，包括地缘条件、先天禀赋、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等。中国跟英国、美国很不一样，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发展远洋军事地理条件相对不利的国家。
第二，每一个海上国家兴起的时候，其面临的技术条件跟之前的国家也不一样。凭借今天的技术条件，有可能在近海搞一些“反介入和区域拒止”，可以在不需要强大海军的情况下就能在近海获得一定的拒止能力。这个在100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远程投送和海上机动是海军的专利。今天中国面对的情况和当年英国、美国崛起时完全不一样了。英国海权是蒸汽机时代的崛起，美国海权是电气化、核技术和信息时代的崛起，中国海权则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条件下的新兴崛起。
第三，时代条件也不一样了。我们得承认当今的国际海洋政治越来越文明了，至少相对来讲更文明了。当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但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在调解国际海洋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是一个事实。基于这样的情况，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与之前其他国家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同国家的海权有不同的范式，不存在唯一一种范式，更不是只有一种“马汉范式”。中国现在进入新时代了，应有自己的范式。这也是我在《后马汉时代的中国海权》一书中试图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当然要有超越地缘博弈和海权竞争的理想，但也要有现实理性的思维，尽快学会海权思维，并学会管控新的海上战略竞争。中国很多时候没有海权的战略意识，我们对自己很了解，但是不了解美国，不知道美国是怎么考虑海权的。我觉得，中国直面海权已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有没有海权这个概念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有这个战略意识，知道别人在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我们当然要有理想，但同时也要有现实的、理性的思维，关于海上合作和管控竞争的国际倡议不宜过于脱离国际政治现实。
2018年4月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泛南海经济合作”分论坛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朱锋：胡波的观点我非常同意。以前我们经常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天要更好地了解自己，更好地了解对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理所应当的，但常常在对方眼里却成了不应该的。因此，要了解对方，与对方互动，这样一个过程不仅是知识和思想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的政策和战略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
马汉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强调海权理论、发展海权理论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本人也是美国的海军少将，他的海权理论对19世纪末之后的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海上力量发展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但问题是今天的时空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换，虽然马汉的书被多次翻译成中文，在国内也有很多读者，但是马汉理论需要在21世纪的中国国家利益和时代背景下来重新进行解读。胡波的这本书是以马汉理论为参照物，提出了如何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和现实的时代特点，思考和设计中国的海权建设道路，因而是重要的学术成果。
2014～2015年我曾主持一项名为“21世纪的海权”的学术研究项目，研究成果、我主编的《21世纪的海权:历史经验与中国课题》一书于2016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我的结论是,“马汉理论”对21世纪的中国来说更多是一种“马汉陷阱”，我们不能按照19世纪末马汉的海权理论来指导今天的中国海上力量发展。我的研究发现，想要建成全球性的海上军事力量，除了海军实力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全球性的海上战略支持力量。而海上支持力量就是同盟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能够为海军的远洋补给、驻扎、检修和必要的打击行动提供保障。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可能建立跨区域的海上战略支持链，有几个提供补给的海外军港或者基地根本不足以建立海外军事力量投送所需要的海外战略支持。因此，21世纪的中国海权如果能够实现，必须立足中国的海洋规则、法律、经济、科技实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可以“走出去”看、“走出去”练，但系统性的海外军力行动急不得。
文章来源：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杂志2018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