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智库决策建言的“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如何在出思想出成果的过程中更好地体现建言资政的作用，如何在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中起到更好的智力支撑作用，把握好建言资政的“度”是关键所在。这里讨论的“度”可以从 3 个方面加以审视。

智库进行决策建言，必然要与决策层发生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度”以“若即若离”为最合适的状态。何以言之？智库要提供预测、预判和预警的决策建言和提供丰富多样的智囊信息，需要对决策所思、所需、所急进行近距离的观察了解，需要对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内外的各类信息进行深度的全面认知，这些信息和数据并不是在网上和各类文献中就能全面获取的，需要通过在与决策层“若即若离”的关系中去感知和洞悉。这就需要充分利用已有制度安排，走近决策层的各类场所与平台，如积极参加决策咨询座谈会和协调会，认真研读与决策咨询相关的各类文件，努力落实各种决策渠道安排的不同形式的调研课题和交办的命题作业，主动参与决策层主办或委托办理的各类主题论坛与学术会议，着力编纂决策层指导下形成的各类年鉴、皮书、报告等。同时对已有制度安排中尚未具备的条件也要通过自身的主观努力去走近决策层，如对主要领导的各类讲话、批示、集体学习主题、协商座谈内容、工作计划、重大活动安排等有所知晓和把握，对各类相关信息的时空与内在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对决策建言相关的跨行业、跨学科、跨地区国界的知识与信息进行动态的即时把握等，形成决策与智库的信息对称，让决策寻智有路。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国家高端智库试点机构，通过旋转门的方式，形成了智库与决策的紧密关系和信息传递通道，较好地解决了“若即”的问题。但有些高校智库由于以往与党政决策部门没有相应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决策的体制机制安排，不具备以上提及的种种的“若即”条件，这就很容易形成脱离决策所需和脱离现实的空洞而滞后的学理分析，难以有效地参与党和政府的决策，建言资政的作用就难以发挥。即使有一些好的思路和建议，也存在献策无门的状况。一些高校智库已认识到这一点，目前这一现象已有所改观。如作为国家高端智库试点机构的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根据国家决策所需，正计划在外空、极地、深海等领域的法律制度构建方面开展研究，为国家在未来这些领域的发展打下基础。可见，智库要以理论成果回答现实问题，就需要主动贴近决策，这就是“若即”。

但在“若即”的同时，必须做到“若离”。因为智库的决策建言需要秉持问题导向、现实导向和需求导向，但如果过于贴近决策，就很容易使决策咨询局限于决策的解释者、投其所好者或迎合集团利益者，智库的资政作用就难以奏效，这就需要“若离”，即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建言的自由度。只有“若离”，对决策路线图进行可操作性的具体谋划时才能思路更为清晰，才能发现决策中存在的短板并提出完善细化的举措，才能以智库的角色对决策中将要形成或已在执行中的错误进行批评纠正，使智库成为与决策者有适当距离的决策研究。只有在“若离”中形成独具前瞻性的高质量研究，特别是决策层所需的战略性思路和创新性的操作方案，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决策“智囊”，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智库的影响力并提升自身的知名度。

任何事物的发展往往有一个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低到高、从个别到普遍的发展过程，智库的决策建言，特别需要善于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时间节点，即在事物起始的萌芽状态的当口就能做到“见微知著”，抢占先机。当我们进入数据驱动的时代，海量丰富的大数据为我们见微知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计算的各类信息数据；同时需要智库发挥知识密集、信息密集、人才密集、思想密集的优势，透过表层的数据进行深度的分析研判并形成思想的创新，在浩如烟海和纷繁复杂的信息和数据中捕捉内在的逻辑联系，并从中发现未来的趋势和趋向，在最合适的时间节点上提出决策建言的预测、预判和预警，这应当成为智库决策建言的着力点。顾廷龙（1904—1998）曾于 1991 年在为《张元济年谱》（1867-1959）所写的序言中提到：“先生之编印《四部丛刊》及《百衲本二十四史》两大巨制，断非常人所能成。先生尝谓龙曰：‘景印之事，早十年，诸事未备不可也；迟二十年，物力维艰，不能也。’赖其精心编校，遂成不刊之本。”顾廷龙在这里提到的张元济有关“景印之事”所应把握机遇的时间节点问题，虽然是就古籍整理而言，但对于智库的决策建言也颇有启发。无论是改革发展稳定，还是内政外交国防，或是治党治国治军以及经济社会的治理，在其“诸事未备不可也”之际，则决策建言不能脱离现实条件建言以推之；而当时过境迁，决策建言同样不能在“物力维艰不能也”的前提下凭主观臆测知其不可而强力为之。这里需要智库在决策建言中必须十分注重踩准事物发展的时间节点，见微知著，恰如其时和恰如其分地提出合适的决策建议，这正是智库决策建言在时间把握上的智慧所在。智库研究人员在日常的研究中需要进行万米长跑的练功，一旦决策需要之时或建言最佳时机，就要具备百米冲刺的意识和能力，以思想和智囊服务党和政府决策。

需要提出的是，决策建言上的“见微知著”，往往并不是智库决策建言最早发现并提出的。事物的发展在其发端之际，总会以各种方式在我们的身边呈现出各类苗头性的信息，智库的作用在于运用自身的思考能力和质疑的精神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即能从细微的信息中洞察事物的萌芽，从事物的起始预知事物发展的未来。智库在决策建言时间上的度，就是要通过敏锐的眼光发现正在快速成长变化的事物，将立体化的碎片信息加以拼图，以放大镜聚焦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将潜在分散的信息加以整合，并以清晰的方式和快速的通道在第一时间呈现于决策层，这就是智库的使命和本领所在。2013 年，中国有关智库提出了建立网络强国的决策咨询建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做出了批示。在此之后，2014 年 2 月召开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2014 年 11 月在乌镇举办了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2015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2016 年 4月召开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2016 年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了集体学习，2016 年 11 月，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这就是智库决策建言见微知著与适时资政的典型案例。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为智库的决策建言带来了难以预测和不可预测的现实难题。面对这一时期各类矛盾深刻复杂变化和充满的不确定性，智库“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2]”因此，智库决策建言的“度”，就是在面对乱云飞渡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新格局，依然能够从容地从不确定性中剖析内在的可确定性因素和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有时还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使表象掩盖的真面目进一步显露出来。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这样几句名言：“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忠言拂于耳，而明王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这就是“忠言逆耳”的成语典故。良药有不同的口味，既有润于口乃至甜于口的，但也有苦于口的。就智库的决策建言而言，前者居多，后者甚少。同样，忠言有顺耳的，也有逆耳的，同样是前者居多，后者甚少。用良药忠言加以分析衡量，目前智库的决策建言存在一个失度的问题，即顺耳的好话争着讲，媒体满篇都是；而逆耳的忠言鲜人讲，四处难寻踪迹。

从智库服务于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更需要的是“良药忠言”，这将给决策以别样的视角和维度，以“生于忧患”的意识将各类隐患克服于未发之际，将各类短板止损于萌芽之中；既便是发生的错误，通过良药忠言也将有助于决策者举一反三，将管理的损失降到最低的程度，这对于在大变局中把握航向显得尤为珍贵和重要。把握决策建言内容上的度，即克服决策建言中过多的顺风好话，增加决策建言的“良药忠言”，将有助于党和政府决策中的反思并自我完善。

要提出决策建言的“良药忠言”，需要智库工作者具有中国历史上“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并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秉笔直书，就要求据实反映，将经过第一手调研的真实的事实、数据、案例、民情以及研究的思考和结论向上通达建言；实事求是，就要求根据世情、国情、民情、党情、业情、省（市）情的实际，书法不隐，在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创新性、符合科学规律、因地因事制宜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思路和路线图。从而对已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反思、对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予以批评。无论是秉笔直书还是实事求是，都要求智库在决策建言上具有“唯实”的品质，而不论是否与决策层的有关讲话或以往的文件相矛盾，这也正是智库决策建言作为思想库和智囊团的独特价值所在，也是智库有质量的决策咨询的重要体现。

文章来源：智库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