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经5年有余, 获得了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 投资建设了很多合作项目, 取得了很大进展。东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区域的重要构成,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 尽管在不同时期及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东北亚区域内的不同国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 但由于地区内各国政治外交关系、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区域国际局势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尖锐对立和巨大差异, 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和区域的整体合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的进程。近来, 以朝鲜半岛局势缓和为核心, 相关各国也积极调整区域内双边和多边外交政策, 使得东北亚地区国际局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按照这一趋势发展, 东北亚经济合作将出现重大进展, 并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对接、融合和互动的局面, 给中日经济合作带来新的契机。
一、区域界定视角下的东北亚与“一带一路”
(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践
2013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倡议, 其核心是继承和发扬古代东西方经贸往来的传统和历史路径,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间, 通过双边和多边的交流和合作, 推动地区的共同发展。也就是说, 以经济合作为主导手段, 通过经济和政治互动, 达成最终的共同发展目标。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泛欧亚大陆各国, 中国是起点, 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是核心地带和枢纽, 欧洲是终点, 非洲北部是延伸线。“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建设方向将从中国沿海港口向南, 过南海, 经马六甲、龙目和巽他等海峡, 沿印度洋北部, 自波斯湾、红海、亚丁湾等海域, 即以东盟及其成员国为依托, 辐射带动周边及南亚地区, 并延伸至中东、东非和欧洲。”2015年3月28日, 中国国家发改委等部委经国务院授权, 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 报告, 系统勾画出“一带一路”路线图, 标志着“一带一路”步入全面实施阶段。合作内容主要是:以互联互通为抓手, 以金融合作为前导, 促进经贸和产业合作, 激发大市场活力, 共享发展新成果。
2017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第5个年头, 在中国政府主导下, 于同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响应倡议的国家和国际机构的领导及代表聚集一堂, 总结5年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经验, 共同商讨今后深化合作的策略和规划。5年来, “一带一路”已经从最初的倡议和构想阶段进入了合作实施阶段, 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 国家间及区域组织间达成合作意向, 通过政策沟通, 实现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得到了全球范围的积极响应。5年来, 中国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签署了合作文件。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来自2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 共同商讨加强合作, 推动“一带一路”新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也被纳入到联合国大会、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之中。第二, 在达成合作战略意向的前提下, 政府间签订贸易、产业相关合作协议, 促进贸易便利化和实施产业合作 (建设产业合作园区) 。中国政府与巴基斯坦、越南等30个国家政府签署了经贸合作协议。第三, 加强金融合作, 促进资金融通。目前, 丝路基金已签约了19个项目, 承诺投资70亿美元, 支持项目涉及总金额达到800亿美元。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和各商业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力度在不断地加大。第四, 以金融合作为基础, 深化项目合作, 促进设施联通。已经推进的合作中,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占有较大的比重, 代表性案例有: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下, 开展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和新建哈维连陆港项目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赞比亚的蒙内铁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区等合作项目。“中欧班列”是推进“一带一路”设施互联互通的典型事例, 它从无到有, 迄今已突破10 000列, 为沿线国家的经济注入新的生机, 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第五, 增强民生投入, 深化民心相通。中国政府将加大对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 未来3年总体援助规模不少于600亿元人民币。中国政府倡议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行动计划》, 实施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等四项行动。
5年来,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下,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实现较快增长, 进口增速首超出口。2017年,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达到14 403.2亿美元, 同比增长13.4%, 高于中国整体外贸增速5.9个百分点, 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6.2%, “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二) 东北亚与“一带一路”:历史与现实的背离
“一带一路”是指从古代到近代连接亚洲和欧洲国家, 进行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陆、海通道, 而“一带一路”倡议的要义, 则是倡导继承古代两条通道沿线国家间和平和友好交往的精神, 通过经贸和人文交流, 实现共同发展。丝绸之路给人的总体印象, 是以中国为起点通向西方的, 东北亚地区似乎不在其范围内。在稍早期的“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中, 也没有将日本、韩国等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点。如何从地理、历史和现实上看待东北亚与“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区域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东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是中国的近邻, 自古以来, 中国与地区各国都有着经贸和人文交流, 即便是隔海相望的日本也是如此。西方学者注意到, 中国与古代欧亚国家以及通过欧亚大陆达到欧洲的交流通道, 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但是, 中外学者在对中国古代对外交流历史的研究中发现, 由于地缘临近以及古代中国文化辐射的原因, 在历史上, 中国与东北亚特别是与日本、朝鲜有着比欧亚国家更为密切的交流关系。古代的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除了向西、向南之外, 还存在着向东的丝路, 即由中国的中原出发, 向朝鲜和日本的交流通道。东北亚并没有被排除在丝路之外, 相反, 自古以来, 包括上述国家在内的东北亚地区, 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和人文交流, 中国经过陆上和海上通道与之进行交流。
与通向西方的丝绸之路对应, 东向的丝绸之路也包括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路。陆路是从中国的中原出发, 经辽西、丹东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半岛, 经朝鲜半岛过对马海峡, 到达日本九州, 最后达到大阪、京都等日本经济政治中心。海路是从中国山东半岛以及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出发, 分别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陆路在早期的交流史上发挥主导作用,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 海路逐渐成为主要航线, 在相当程度上替代了陆路。在中国的史籍中, 对日本到中国的陆路交流通道是有记载的, 《汉书· 朝鲜传》《后汉书·倭传》都记载着这条交流通道, 是经日本九州对马岛至朝鲜, 再至中国。有中国学者认为, 面向东方的丝绸之路, 在早期主要是因官方交流开创的, 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 这一通道也被称为“贡道”。朝贡也不是单向的, 而是包括进贡和回赐, 而且往往回赐会大于进贡。与朝贡相伴随的, 也有民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也有研究表明, 山东半岛的登州、胶州以及东南沿海的其他港口城市如宁波、泉州等, 都在古代通向日本的交流通道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这种交流包括经贸、人文等多种内容, 其中文化传播的价值可能会远大于经贸交流。日本也有很多史料和史籍记载, 证明东方丝绸之路之于日本的意义。如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 收藏着包括古代中国丝绸织物在内的很多珍宝, 都是古代交流的见证。现今的日本大阪, 在过去被称为“日本通向丝绸之路的大门”。奈良作为日本古都及政治中心, 被称为“东方丝绸之路的终点”。
近代特别是现代, 日本作为亚洲最先进入现代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 成为亚洲第一个准工业化和工业化国家。其后, 韩国也实现了快速发展, 成为发达国家的一员。日、韩特别是日本作为东北亚工业化国家的早期代表, 构建了东北亚通向欧洲的近现代交流通道。这条通道以海路为主, 从日本到东南亚再到欧洲。这条通道承载了近现代史无前例的巨量贸易交往的重任, 也在当代世界经贸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东北亚地区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地区, 古代既有的向东的丝绸之路, 在现代已经联成了一体。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其主旨正是继承和发扬古代丝绸之路的和平合作的精神, 深入挖掘沿线区域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潜力, 通过加强合作, 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从上述意义上说, 东北亚恰好是现代丝路的东部端点, 是“一带一路”区域的重要构成。
尽管东北亚对于“一带一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在勾画“一带一路”蓝图的初期, 并没有把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国家作为其中的重点合作对象或合作区域, 当然, 从倡议的开放性讲, 也并没有将其排除在外。其主要原因在于, 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结构, 导致国家间关系的对立和区域合作发展的滞后, 个别国家因怀疑中国有很强的政治目的, 而对倡议持消极态度。
东北亚作为东亚的次区域, 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世界大国环伺, 近代以来, 就由于各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均衡, 导致了兴衰更替, 经历了为掠夺利益进行的血腥的侵略战争。二战后, 这里更是成为冷战格局下东西方对峙的东方前沿。国家制度各异、意识形态对立和冷战格局下区域安全受到的威胁, 导致了东北亚区域整体的割裂, 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分断是东北亚区域割裂的典型表现。与二战后欧洲各国实现和解、走向区域合作之路、实现了大发展的情况相比, 割裂的东北亚各国积极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出现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一些国家之间以及区域整体的合作无从谈起。20世纪80年代, 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 地区关系有所缓和, 中国积极发展同日本、韩国的经贸交流, 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关系。但是与其他地区相比, 东北亚各国和区域整体的经济合作严重滞后。
二、东亚 (东北亚) 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历史回顾
20世纪90年代末, 东亚地区以次第型起飞及多层赶超的发展模式, 实现了地区经济的飞跃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 由于中国等东亚后发国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 不仅大幅度提高了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而且地区内不同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而使地区内部的经济构成出现了重大的改变。
图1以美国经济作为比较标准, 比较欧盟 (EU) 、日本、中国、亚洲四小龙 (NIEs) 、东盟 (ASEAN) 以及东亚的经济规模的变化。以美国各年度的GDP取值为100 (USA=100) , 用各国和各地区GDP与美国当年GDP的比值来分析世界经济构成的变化和东亚等后发展地区的经济赶超及其在世界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大幅度提高。1980年, EU的名义GDP是美国的1.3倍, 东亚是美国的0.6倍。东亚在2004-2005年开始出现了直线式的增长, 到2010年超过了美国, 第二年超过了EU。现在, 东亚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地区。
东亚地区的高速增长不是在区域内各国家、地区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实现的, 相反, 是在区域内外高度开放和交流合作的条件下实现的。以日本企业为先导, 加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对东亚落后地区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 对东亚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雁阵型发展模式”和区域内各国家、地区间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经济关系, 也可以说, 形成了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模式。
近20年来, 随着东亚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以东亚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区域内投资, 极大地深化了区域内的国际分工, 并推动了区域内贸易的大发展, 形成了市场导向带动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或 “事实上的东亚一体化”[8]。大量的统计数据表明, 东亚区域贸易已经发生了从以往的“三角贸易”到“三角贸易+中间品相互供给”的变化, 这恰是东亚区域国际分工的改变, 这将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 要求形成新的与之相适应的市场及经济秩序。随着亚洲四小龙、东盟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发展, 促使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多元互动型的新模式。东亚货币金融危机的发生, 使得原来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东亚一体化即以功能型合作模式为主, 进入了制度型合作的阶段。
与东亚全区域出现的蓬勃发展与合作态势相比, 东北亚作为东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次区域, 在国际合作方面却非常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 特别是90年代初冷战格局的终结, 东北亚地区东西方对峙的国际局势得以极大地和解, 东北亚区域合作成为各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各国学界乃至政界都提出了众多的合作构想。但是, 在东北亚地区, 不论是国家间的双边经济关系, 还是整体合作方面, 都没有人们预料的那样取得快速进展, 相反, 却停滞不前, 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域合作的快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 尽管东西方冷战格局已经结束, 但是冷战时期不同国家之间的对立局面在东北亚地区依然根深蒂固, 包括制度差异、意识形态对立和区域国际安全局势在内的复杂的政治因素, 导致了东北亚国家间缺乏政治互信和不稳定的政治外交关系, 从而阻碍了东北亚经济合作的进展。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进展, 主要表现在国家间的双边合作方面。中韩日三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三个主要国家, 分别处于发展中经济、新兴工业经济、发达经济三个阶段, 在经济领域, 相互间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欧美关系和解以来, 美日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包容。在这种良好的国家间关系的背景下, 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日本、韩国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但是, 其他国家间的对立则严重影响了双边经济交流的进展, 如朝鲜与韩国、日本的对立, 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对立, 最为典型的是封闭的朝鲜在制度、意识形态、外交和国家发展战略上与西方形成的对立, 在相当程度上阻断了该国的对外经济交流。从长期看, 即使是国家间关系保持相对稳定的中、日、韩之间, 政治关系的不稳定也在相当程度上干扰了经济关系的发展。
除了上述国家间经济合作之外, 东北亚经济合作的进展还表现在地方政府推动的多领域合作方面。中、日、韩、俄等国的紧邻地区, 对区域合作表现了较为积极的态度, 积极推进各国间在产业投资、贸易、能源、环境、渔业、旅游等多领域的合作, 各国企业也积极参与。尽管如此, 我们必须认识到, 区域经济合作不是以往的由民间企业自主推动的市场行为, 制度性的区域合作首先是国家间的政治行为。如果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存在巨大的隔阂, 将严重阻碍区域合作的进展。这一点在东北亚主要国家参与的图们江地区开发项目中体现得比较清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迟迟无法进展也是如此。
三、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演变:从极度恶化到回暖
(一) 近10余年来东北亚国际局势的恶化
进入21世纪以来, 包括东北亚在内的地区格局乃至世界格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全球角度看,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 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 使得发达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 国际事务管理越来越需要前者的参与, 从而使得国际治理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是, 中国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地区和国际的力量格局。新兴国家的兴起, 可能对传统利益格局产生影响, 从而引起冲突和摩擦, 乃至战争。近年来, 在东北亚地区, 上述态势表现得极为明显。东北亚主要国家政局变化和内外政策的调整, 显示了区域内部对抗倾向的增强, 使地区秩序出现了更多的争执和对抗。
1.日本政治右倾化与安倍内阁内外政策导致了日本与中韩关系的僵局。2012年8月, 日本自民党时隔3年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 安倍作为自民党总裁, 组阁建立了新政府, 推行右倾政策。首先, 在历史问题上, 安倍以“侵略的定义不明确”等为托词, 参拜靖国神社, 否定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历史, 在慰安妇等问题上也采取否定的态度, 试图抛弃村山谈话、河野谈话, 为侵略历史翻案。在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坚持强硬的立场。钓鱼岛和竹岛等领土争端的加剧, 严重损害了日中和日韩关系。其次, 在日本国内积极推进宪法解释, 由此获得集体自卫权, 谋求最终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 大力推进武器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努力加强军事力量。再次, 加强日美同盟, 积极开展所谓的价值观外交, 努力构筑围堵中国的包围圈, 遏制中国的发展。
2.朝鲜新政权坚持先军路线、推进核导试验, 对东北亚地区局势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12月17日, 金正日逝世, 其子金正恩继承权力。金正恩曾留学瑞士, 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国际社会希望他掌权后能够进行体制改革, 寻求真正的强国富民之路。但是, 事与愿违, 年轻的金正恩不仅从其父辈继承了国家的领导权, 而且继承了原有的路线, 继续实施先军政策。从2013年2月开始, 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公然实施了多次核试验及导弹试验。每次核导试验都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 不仅招致了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 而且严重影响了同韩国、日本、中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 将世界核安全及地区稳定的焦点引向了东北亚。
3.中国的新发展战略与参与国际博弈的利益诉求。40年来,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 有效地抓住了国际关系缓和和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战略机遇, 实现了长期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大大提高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地位, 成为实现和平崛起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为中国勾勒出宏伟蓝图, 即到21世纪中叶, 将中国建成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作为一个大国, 其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及市场供求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基础上, 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必然进入到了大国间的博弈之中, 这是中国发展所必需的, 中国必须努力排除或弱化制约中国实现大国目标的国际因素。
4.从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2011年11月, 奥巴马宣布“亚洲再平衡”战略。“亚洲再平衡”的意义在于美国对全球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承诺与其在亚洲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扩大相平衡。其核心是提高亚太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
特朗普上台后, 提出了“美国优先”战略, 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破坏既存的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为抑制中国的发展, 对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贸易战。特朗普政府只是调整了前政府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形式, 其实质都是为了维护和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 试图通过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新秩序和治理结构, 使美国得以继续占据世界霸权地位, 这一政策从性质上说是更为保守的。
(二) 东北亚地区局势的重大转折与“一带一路”倡议
近几年来, 东北亚地区国际局势的恶化, 虽然表现在上述的多个方面, 但是最为重要且居于核心地位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中日关系的恶化, 二是朝鲜连续进行核武器和导弹试验, 这两方面导致了地区安全局势的高度不稳定。
中日韩是东北亚地区的三个主要国家, 特别是中国和日本都是世界经济大国。从经济和政治力量看, 这三国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 应该成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最主要的领导者。但是, 日本对中韩两国曾经发生的侵略与殖民行为, 对被侵略国家的民族感情造成了严重的创伤。二战后, 尽管各国政府和民间为消除这种伤害、回归到正常的国家关系, 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但是直至今天, 仍然没有完全实现真正的政治和解和建立完全的政治互信。加之三国作为邻国, 还存在着领土争端等问题。因此, 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关系非常脆弱, 总是呈现大幅度的波动状态。除了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之外, 国家间关系也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相互竞争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 特别是1978年两国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两国关系有了良好的发展, 经历了非常好的时期, 被称为“中日友好”阶段。但是, 由于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 加上与此相关的领土争端, 成为双方难以跨越的鸿沟, 不时地产生波澜, 使中日关系发生摇动。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由以前的“日强中弱”的格局变为“两强”的局面。在经济合作方面, 以前是日本对中国单向的援助、支持, 现在变为双向的平等互利的交流与合作。在政治外交方面, 冷战结束后, 中日原有的在战略上相互倚重的国际条件不复存在, 双方作为世界大国, 不仅在双边关系上, 而且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层面中会产生摩擦, 乃至形成战略上的对抗。在日本国内,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 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停滞, 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并由此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 导致了快速的右倾化, 民族主义倾向不断增强。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日本在战略层面上与中国形成对抗的局面。进入21世纪后, 在上述背景下, 中日关系不断趋冷甚至深度恶化。在战略层面上, 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围堵或限制中国发展的对外政治经济战略, 如实施所谓的“俯视地球仪的外交”, 试图以价值观为标准, 将中国排斥在亚太外交圈之外, 积极推进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 (TTP) , 建立高标准的经济贸易准则, 限制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 等等。在两国形成某种程度上对立、对抗关系架构的背景下, 以2012年发生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以及之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 导致了两国关系最严重的倒退, 被视为自恢复邦交以来两国关系最为恶化的时期。两国关系的恶化, 对经济交流和合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日经济从原来曾经出现的“政冷经热”局面, 变为“政冷经凉”。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长期搁置, 难以推进。
朝鲜核问题是导致东北亚国际局势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对地区全局的影响也更具有现实性, 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朝鲜作为特定制度的国家, 不仅在地理上构成了东北亚的阻隔, 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朝鲜战争结束后没有形成战争结束的法律文件, 朝鲜半岛一直处于停战状态。尽管冷战格局已经结束近30年, 但朝鲜仍然没有实现与美日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 仍然面临美日、美韩同盟的军事威胁, 其国家安全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在国际局势变化的情况下, 朝鲜走上了发展核武器以实现安全自保的道路。但是这给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局势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近年来, 朝鲜不断地进行核导试验, 导致了东北亚局势的严重不稳定, 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严厉制裁。特朗普对朝实施极限施压战略, 导致东北亚一度战云密布。
极度恶化的东北亚国际关系, 使得该地区一度成为世界上令人担忧的地区之一, 甚至很多人持有东北亚必有一战的悲观观点。但是, 物极必反, 近两年来, 东北亚国际关系出现了缓和趋势, 从山水复叠疑无路的态势, 出现了一些光明的前景。
中日关系已经走出了谷底, 出现了快速回暖。近两年来, 中日两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会面, 均表示要努力促进两国关系走上正常化发展轨道。2017年, 日本安倍首相在国内多次表达改善和深入发展中日关系的愿望, 表示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年5月,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加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 向中国及世界传达了日本政府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2018年5月, 李克强总理正式访问日本, 恢复了时隔多年的国家领导人互访机制。10月, 安倍首相成功访问中国, 双方就发展双边关系和在“一带一路”及其他国际领域加强合作达成了诸多共识。
与中日关系逐渐回暖过程相比, 以朝核问题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局势也有所缓和。朝鲜领导人放弃了此前强硬的政策, 积极寻求与韩国、美国和解, 宣称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 走发展经济的道路。同时积极与中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发展关系, 寻求合作。2018年2月, 朝鲜派出了高级代表团参加韩国主办的平昌冬奥会, 受到了韩国方面的热情接待, 双方就改善双边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从此打开了与韩国之间的僵局, 并开启了双方关系的新阶段。当然, 朝鲜真正实现弃核, 可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和曲折的过程, 但是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方向已经基本确定。其后, 朝韩已经进行了包括三次首脑会晤在内的一系列高级别会谈, 积极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半岛安全方面, 双方达成了努力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停和机制转换的目标。对于朝鲜方面的政策调整, 美国方面也做出了较为积极的应对, 2018年6月, 在新加坡实现了美朝首脑会谈, 就朝鲜弃核达成了原则性的一致意见。以美朝韩三方为主, 包括其他东北亚国家都在积极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发展做出努力。
四、东北亚经济合作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历史与现实都表明, 东北亚地区在东西方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该地区的经济合作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构成。以往的东北亚合作由于受到地区国际关系的影响, 发展相对滞后, 特别是地区整体合作方面。当前, 东北亚地区国际局势出现的积极发展态势, 确定了和平、合作的发展方向, 为东北亚地区的发展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总体局势的改变以及具体问题的解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会有各种波折, 但是和平与发展的总体方向应该是确定的。在这一大方向下, 东北亚局势取得的良好变化, 都将为地区内双边和多边的经贸等领域的合作提供良好的机遇。不仅如此,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已经得到了相关区域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 并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这一倡议倡导的国际合作精神、原则, 即开放性原则下更广区域范围的国际合作及系统的合作建议, 积极探索的国际合作模式, 都为推进东北亚合作带来了重要的指导和启示, 并为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东北亚各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资源禀赋也不相同, 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在经济合作方面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长期以来, 中日韩三国形成的密切的经济关系, 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地区局势缓和的条件下, 各国间将会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 寻求深入的经济合作, 通过优势互补, 实现共同发展。到目前为止, 东北亚的经济合作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双边的经贸合作, 如中日韩三国互相之间形成了深入的国际分工和大规模的贸易。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也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除双边经贸交流之外,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 也开始了多边的即区域性的经济合作, 如中蒙俄经济带建设等。近两年来, 日本和韩国也转变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 表示要积极参加该构想下的国际合作。
今后, 在地区国际局势好转和“一带一路”倡议下, 从合作主体角度看, 东北亚经济合作的重点以及重要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推进以中日韩FTA为代表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第二, 以朝鲜为中心的东北亚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第三, 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振兴的背景下, 扩大开放和深化国际合作;第四, 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的国际合作;第五,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蒙俄经济带建设;第六, 中日经济关系深化与两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第三方合作”。其中, 第二点和第六点是今后东北亚经济合作的重中之重。下面对此稍做展开分析。
(一) 中日经济关系新常态背景下的中日经济合作
中国作为地处东北亚地区的大国, 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 与日本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关系。在两国的经济合作过程中, 双方都获得了各自的利益。当然, 国际经贸合作受到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存在着较大幅度的波动。中日经济交往也是如此, 在前几年出现了严重的下滑现象, 这种下滑不仅仅是受到短期的周期性需求波动的影响, 更主要的是呈现出结构性的变化。最主要的影响来自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首先, 中日关系的恶化对两国经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众所周知, 近10年来, 领土争端导致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极度恶化, 出现了建交以来的低谷。争端本身只是直接原因, 其背后是中国崛起导致了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 中日之间的竞争关系空前增强。政治因素不仅影响到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而且使得日本政府向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大幅度地调整了其外交战略和政策。其次, 在经济方面, 一是日本经济经历了泡沬崩溃后的长期停滞, 经济实力相对下降, 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经济规模和包括技术水平、市场竞争力在内的综合实力的增强, 双方经济竞争关系趋强;二是中国经济完成了工业的高速增长期, 将转入中高速的内涵增长模式, 市场竞争加强, 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等, 对中日贸易和投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减少, 日资企业撤离中国等。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技术水平提高等导致的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 决定了中日经济关系同以往相比, 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有学者称之为“中日经济关系的新常态”。
近两年, 中日关系出现了回暖, 日本政府在逐渐调整对华经济政策, 日本企业也逐渐适应了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及中国对外经济出现的新格局。因此, 中日经济关系也渐渐走出谷底, 转入上升阶段。两国经济关系出现的最大的亮点, 是日本政府逐渐改变了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 表现出了积极参与的愿望。2017年4月,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作为首相特使访华, 并参加中国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6月, 安倍首相在东京召开的经济论坛上, 对“一带一路”倡议给予积极评价, 表示在条件成熟时积极合作。同年7月, 安倍在国际场合与习近平会面时, 再次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有潜力的, 表达了要参与合作的愿望。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界, 都提出了中日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将采取“第三方合作”的模式。此后, 中日政府特别是经济界就两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各种制度准备。安倍首相在2018年10月访华期间, 中日经济界在北京召开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 两国企业签署了50多个合作协议。在此期间, 两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就加强金融合作等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中日经济关系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 不会再出现以往那样中国偏重于依赖日本的现象, 而是双方的平等合作, 也不会再出现以往的日本企业对中国大规模投资的现象, 而是要深化和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个崭新的领域, 它将中日经济合作由两国推广到第三国, 极大地拓展了双方合作的空间、领域和内涵。有学者认为, 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对推动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亚洲国家的合作将实现“欧亚联合”, 从而实现亚洲的崛起, 迎来真正的“亚洲世纪”。
(二) 以朝鲜为中心的东北亚经济合作
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 将为各国与朝鲜展开经济合作创造重要的契机。如果朝鲜与美国就放弃核武器, 由停战向和平转换的谈判能够顺利达成协议, 那么, 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朝鲜改变其发展战略。首先, 从朝鲜的国内政策看, 会促进朝鲜的发展战略更快地从先军政策与经济建设并进路线, 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 积极推进国内的制度改革和实现对外开放。其次, 从其外交和对外经济合作方面, 会积极谋求与世界各国发展外交关系, 特别是中国、俄罗斯等东北亚地区传统友好国家以及同一民族的韩国, 也包括日本、美国等国家, 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也会在很大程度上依存这几个国家。
当今极力推动朝鲜半岛关系缓和的首推韩国。2018年内, 朝韩两国首脑已经进行了三次会面。在韩国总统的斡旋下, 实现了空前的美朝首脑会谈。韩朝两国首脑会谈就缓和半岛局势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了共识, 同时, 朝鲜表明要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韩朝两国的经济关系完全依存于双方的政治关系和东北亚国际局势的变化, 而后两者的大幅度动荡, 使得韩朝两国经济关系同样表现出高度的不稳定和极度的脆弱性。早在金大中对朝实施“阳光政策”之时, 韩国政府就制定了包括对朝开展经济合作的“北方政策”。1998年开始了金刚山旅游, 后来又建设了开城工业区等, 都是双方开展经济合作的成果。但是, 由于朝鲜后来屡次进行核武器试验, 导致开城工业区关闭, 双方断绝了政治和经济联系。
主张与朝鲜改善关系的文在寅在2017年提出了“新北方政策”, 这一政策继承了传统的同中国、俄罗斯等东北亚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和开展经济合作的“北方政策”的框架。与此前不同的是, 新政策将与朝鲜的双边和多边的合作纳入其中, 成为新政策的重点部分。如通过南北协定和东北亚经济合作, 实现对半岛的经济规划, 具体表现为“韩半岛新经济版图构想”, 包括在东海、西海的半岛两侧, 建立朝韩经济合作带, 在非军事区建立连接半岛东西方两侧经济带, 形成H型经济构图。最近一段时期, 按照两国首脑会谈达成的协议, 双方特别是韩国谋求在国际制裁尚未解除的条件下, 展开某些具体的合作, 为今后更深入系统的合作进行前期的准备。无疑, 一旦国际环境允许, 两国将展开积极的系统性的经济合作, 大力推动朝鲜的经济发展。包括重开开城工业区和金刚山旅游, 实现南北方铁路联通和现代化改造, 进而建设贯通半岛经由中国、俄罗斯到欧洲的东北亚铁路大通道等。
中国与朝鲜是有着历史传统的友好国家, 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发展一直给予大量的援助, 相互之间也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经济交流关系。但是, 由于两国在发展路线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中国改变了原有的提供大量无偿援助的国家间经济合作模式, 实施了灵活的外交路线和大幅度的经济开放, 而朝鲜试图发展核武器, 实现自身的安全保障, 导致其国民经济发展极度落后。尽管如此, 中国在表明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同时, 还鼓励朝鲜实施改革与发展对外经济, 支持朝鲜发展经济以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坚持积极与其开展经贸合作。长期以来, 中朝两国保持着紧密的经贸关系, 朝鲜对华贸易在其对外贸易中占有绝对的比重, 而且中国也在朝鲜有着多领域的投资及其他经济合作。两国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合作是两国达成协议, 在边界地区建立共同管理、共同开发的经济特区, 即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开发区和罗先经济开发区。两国还合作在鸭绿江建设了新的大桥。但由于后来朝鲜政策的改变, 使得这些合作难以为继。可以预见, 如果朝美之间能够就弃核及安全问题达成协议, 而且朝鲜能够将其发展战略转变为大力发展经济, 并实施对外开放政策, 那么, 对朝制裁就会放缓或完全解除, 中朝之间既有的合作很快就会启动, 并开始策划新的合作和加强相互间的经贸交流。届时, 东北亚各国将会以朝鲜半岛为中心, 形成双边和多边的经贸合作。前述的“朝鲜半岛新经济版图构想”也许会成为东北亚合作的重心。
上述分析表明, 东北亚经济合作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一旦该地区和平发展的局势得以确立, 这一潜力将会转变为现实的合作与发展局面, 成为连接亚洲与欧洲的主要力量, 将会极大推动“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
文章来源：日本问题研究
作者：崔岩,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世界经济及东亚经济问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