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对外战略思想体系的顶层设计，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已在中国外交中得到广泛应用，为推进全球治理、构建国际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2018年中国外文局《中国华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显示，“命运共同体”一词已进入英语圈国家民众认知度最高的榜单，成为外国民众耳熟能详的中国政治话语词汇。自2013年以来，美国学者已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表丰富著述，对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及中美战略关系做出深入思考和解析。梳理美国学术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美国学者观察中国外交的视角和思路，研判现阶段中美战略关系发展态势，提升该理念在美国的话语传播力。
一、美国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基本认知
早在2013年，命运共同体一词就进入美国学者视野。易明（Elizabeth Economy）率先在外交关系协会网站上解读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理念，认为该理念旨在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秩序。纵观2013年以来美国学术界相关文献，评析该理念的学者主要来自兰德公司和布鲁金斯学会等著名智库，以及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知名学府。其中很多学者曾多年供职于政府部门或是现任政府高参，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分析及制定过程。美国学者对该理念做出了四点基本认知。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多位美国学者在研读中国官方文件时关注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认为该理念对于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学者纳德热·罗兰（Nadège Rolland）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常用的表述，他在2012年到2017年演讲中使用该词的频率约为100次。”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史文（Michael Swaine）指出，胡锦涛主席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曾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而习近平主席则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动建立更加正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全球治理体系联系在一起。兰德公司学者蒂莫西·希斯（Timothy Heath）指出，从2014年和2018年两届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命运共同体一直是习近平主席世界构想的中心概念。上述美国学者密切追踪中国外交发展动向，并已敏锐地注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体现了美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外交关注度和了解程度的提升。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提出与中国实力增长密切相关。美国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正在重新思考其国际地位并对外交做出调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中佛罗里达大学学者扎卡里·马克斯（Zachary Marks）认为，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正在迅速发生转变。2018年中国外事开支高达600亿美元，而美国仅为350亿美元，中国正致力于在外交影响力方面赶超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认为，随着中国军事、经济和金融实力的增长，中国显然不可能将当今全球制度、规则、标准及规范照单全收，其规模、分量及其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使之期待全球治理制度的转变，甚至试图改变某些国际制度的运行规则。布鲁金斯学会学者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指出，“与20年前相比，当今中国对国际体系的需求大为不同。在几十年间脱胎换骨的中国若不重新考虑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才是令人惊讶的。”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诉求。哈德逊研究所学者理查德·维茨（Richard Weitz）认为，中国正在完成由“规则接受者”（rule taker）向“规则塑造者”（rule shaper）的身份转换。中国渴望缔造国际秩序，而不仅是遵守国际协议的规定。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兰·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指出，中国外交战略旨在塑造和重组（shape and restructure）国际秩序。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学者扎克·库珀（Zack Cooper）和安德鲁·席勒（Andrew Shearer）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是要确立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并拓展其在全世界的利益，中国正在挑战并重新塑造现状。乔治城大学学者奥丽亚娜·马斯特罗（Oriana Skylar Mastro）认为，中国在印太地区寻求全面主导地位，试图将美国势力赶出该地区，成为该地区毋庸置疑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霸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学者亚当·西格尔（Adam Segal）指出，中国计划成为“网络超级大国”，试图塑造网络空间的制度和秩序，这将对全球网络治理产生深远影响。这些学者均认为中国试图改变国际秩序，其看待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角度却有所不同。一些学者赞赏中国为国际体系带来的积极改变，另一些学者则表达了对中国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担忧。第四，其实践主要包括开展周边外交、打造经济共同体和参与全球治理。在周边外交方面，纳德热·罗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要适用于中国邻国，旨在推动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安全。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学者韩磊（Paul Haenle）主张，中国想要通过构建命运共同体来团结邻国，让各国均能在中国领导下实现安全和繁荣。在打造经济共同体方面，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学者陈懋修（Matt Ferchen）认为，中国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构想以经济相互依赖为基础，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彼得·洛夫特斯（Peter Loftus）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经济倡议密切相关，旨在让中国成为地区合作中枢。该理念的两大支柱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耶鲁大学学者钱安达（Nayan Chanda）指出，习近平主席承担了特朗普总统拒绝扮演的角色，担当全球化世界的领袖。在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拥护者。史文认为，中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包括：联合国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注重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维护发展中国家权利，在推动全球治理的同时维护国家主权。
二、不同理论视角下美国学者对该理念的认知差异
不同学术流派的美国学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察视角和解释逻辑各不相同。美国学者主要采用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安全共同体三种理论视角来评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总体而言，采用现实主义视角的学者强调防范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采用自由主义视角的学者侧重于探讨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采用共同体理论视角的学者则注重分析中国构建共同体的举措及其国际影响。2.1现实主义视角
现实主义是美国学者评析人类命运共同体采用的主流理论视角。多位美国学者关注中国实力的上升，探究中国如何在外交实践中将增长的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他们担心中国崛起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中国致力于重建对本国有利的国际新秩序，试图改写现存经济制度的规则，并在尝试构建反映其日益增长权力的新制度。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学者戴博（Robert Daly）指出，中国正试图通过渐进及和平方式，必要情况下使用强制手段，来成为“亚洲仁慈的霸权国家”（the benign hegemon of Asia）。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然会削弱美国同盟体系，挑战国际法的关键原则。美国学者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指出，中国的防御性行为时常被外界解读为进攻性行为，西方的威慑战略则被中国视为围困之举。中国和美国在冷战时期反复陷入这一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国尚未找到摆脱这一困境的方式。 很多采用现实主义视角的美国学者对中美关系前景持悲观看法，甚至主张对中国采取打压政策。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报告指出，美国需要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挫败中国系统削弱美国在亚洲战略优势地位的目标。美国不能与中国平起平坐，确保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应成为21世纪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 2.2自由主义视角
采用自由主义视角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崛起不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实践有助于推进全球治理，美国应欢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研判，“我认为自由国际秩序能够经受中国力量上升的冲击，现有制度对中国崛起构成了制约和影响。”美国海军学院教授邓勇指出，中国经济的国际化使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利益的相互依赖程度在各个层面上不断加深，促进了中国世界观的全球化，意味着暴力地挑战现状变得不再可能、也是不可想象的。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莱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认为，美国和中国并不是霸权国和挑战者，两国没有必要进行霸权斗争。它们不能一起控制世界，却要应对共同挑战，包括构建共识基础上的地区和全球机制。方艾文指出，所谓中国力求削弱甚至取代战后国际体系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实际上是在寻求多样化，而不是推翻现有制度和体系。运用自由主义视角的美国学者强调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合作的广阔空间，反对遏制或打压中国。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指出，“主张遏制中国的人完全不了解21世纪的现实。从经济增长、网络安全到气候变化，中国是当今时代一切辩论中的关键角色。”《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指出，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日益相互依赖，两国文化相互影响，两国民众喜爱并尊重对方国家的人民。任何理智的美国领导人都不会选择与中国对抗。2019年7月3日，美国百位专家学者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强调与中国为敌将削弱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损害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认为在华盛顿并未形成要全面与中国为敌（overall adversarial stance）的共识。2.3安全共同体视角
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认为各国可以通过合作、交往和互动来构建安全共同体。安全共同体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将形成共同身份，共同体成员不再互相使用武力，而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争端。采用该理论视角的学者注重分析中国如何在外交实践中构建安全共同体，认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意义，认为中国以周边国家作为构建区域共同体的重点。纳德热·罗兰认为，中国作为共同体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参与者发挥领导作用。中国提供公共物品及物质动力，包括投资和基础设施计划，并向共同体成员提供经济和安全收益。易明指出，为了建立中国领导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承诺增加新的基础设施投资，通过铁路、公路和管道使地区紧密相连，与东盟增进海上合作，并加强地区内贸易和金融合作。兰德公司报告研判，中国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中国领导人详细阐释了其亚太秩序构想，包括“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安全观”等倡议。中国似乎准备先在周边地区进行外交实践，再将总结出的经验拓展到全球。从构建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多位美国学者均赞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构建国际新秩序带来机遇。纽约大学教授熊玠指出，中国正以平等待人、真诚包容的大国气质与世界良性互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为人类事业奋斗的大格局，显示出中国人广阔的心胸。《全球策略信息》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指出，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该倡议不仅要促进发展，更致力于让世界摆脱不理性的地缘政治冲突，构建各国互利共赢的国际秩序，以建立命运共同体。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指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反映出中国对于本国与其他国家双边关系的战略思考着眼于长远，为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努力注入了新动力。
三、美国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差异的原因
美国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包括在理念层次上的解读，在实践层次上对该理念应用的分析，以及在中美关系层面上对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做出的政策建议。现阶段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外交的认知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表现为各派学者围绕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各抒己见，赞赏该理念与质疑该理念的学者之间展开了激烈论争。美国学者形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上述认知的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美国学者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中美力量消长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这一核心命题展开。近些年“美国衰落论”在美国学术界再度兴起，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将何去何从已成为美国学者探讨的热点问题。丹麦学者奥利·维夫（Ole Waever）和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指出，中国崛起威胁到美国单极地位，已成为美国学者的核心关切。约翰·伊肯伯里指出，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已陷入危机，美国“第一公民”身份和霸权领导地位均面临着挑战。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阿什利·特里斯（Ashley J. Tellis）预言：“美国如何成功应对中国对其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系统挑战，将决定未来几十年间的国际秩序。”约翰·米尔斯海默在2019年春季的《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题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兴衰》的文章，强调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将注定失败，未来可能出现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驾齐驱的态势。在这一学术背景下，“秩序”成为美国学者在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频繁使用的词汇，他们尤其关注中国是否试图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如何“塑造”或“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中国寻求秩序变革的努力是否会引发国际体系的动荡等问题。第二，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合作的深化促使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肯定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理念的积极意义。亨利·基辛格2012年率先建议中美共同构建“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双方合作缔造共识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杰弗里·贝德指出，美国和中国是全球经济基础和增长引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和能源消耗者，可以共同应对这些挑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包道格（Douglas Paal）指出，中美两国在应对反恐、防扩散、避免传染病扩散等全球性问题方面有共同利益。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建议，中国和美国在跨国问题上进行合作将获益颇丰，如货币稳定、气候变化、网络空间与反恐等。中美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使很多美国学者在观察中国时摒弃了权力政治或零和博弈的分析路径。他们客观地指出中国实力的增长并不会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美国应该欢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并高度赞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互利共赢内涵及其对于推进全球治理和构建国际新秩序的积极意义。第三，美国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面认知反映出美国学者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呈上升态势。多位美国学者均指出美国国内部分精英对中国抱有防范或疑虑心态。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曾于2015年表达对中美关系到达“临界点”的忧虑：“尽管中美关系的根基尚未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日益倾向于把中国视为对美国全球主导权的威胁，而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阻碍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障碍。”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指出，中国正在或明或暗地挑战美国在国内和国外的利益及影响力，这在美国国内造成的情绪化反应致使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了50年来最显著的消极变化。加州大学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指出,“我与多位一生致力于中国研究的专家都为中国国内及其国外行为发生深刻变革感到担忧，不确定美国该如何回应。”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指出，在美国国内主张提防中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强。多位美国学者均研判中美关系将继续恶化。波士顿大学教授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认为,中美关系正处于1971年以来的最低谷，两国关系还可能继续恶化。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预测中美关系必然要走向恶化，两国需要发挥战略想象力才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美国退役军官凯文·艾尔（Kevin Eyer）在海军研究所网站上悲观地预言：美国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高于多数人的预期，中国很可能在不预先警告的情况下迅速向美国发动军事袭击。美国若选择作战，中国将推动战争升级。第四，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部分美国学者力主对中国推行强硬政策。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美国已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强调中国“正在短期内追求印太地区霸权，并试图取代美国获得全球优势地位”。多位美国学者均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加剧。阿兰·弗里德伯格认为，中美两国陷入了“寻求主导权的竞争”中。蒂莫西·希斯预测，中美两国在全球体系层次上追求领导地位和影响力的竞争在加剧，未来几年,两国在外交、经济、网络空间和信息领域竞争将更加激烈。在这一战略认知之下，一些美国学者倾向于将中国的外交举措解读为安全举措，甚至误读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开展周边睦邻外交被曲解为企图控制周边地区国家，并将美国势力赶出亚太地区。部分学者倾向于夸大周边国家对于中国影响力扩大的疑虑。这些评论均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中不乏对中国持续施压的政策建议。美国国防部前助理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A. Colby）认为，美国必须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推行更强硬的政策，不能放任中国获得地区主导权，否则美国的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一些美国评论家和政治顾问明确表示，美国对中国推行接触政策无异于“养虎为患”，这只老虎可能吞下美国的繁荣。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美关系在战略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是竞争性的。美国在必要时必须与中国强硬地竞争。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常态化，类似言论显然会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消极影响。
四、中国应对之策
近些年美国学术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争鸣，其对该理念探讨的不断深入，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对美传播中的影响力在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肯定该理念对于构建国际新秩序、突破全球治理困境、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积极意义，并对其时代意义和创新价值做出高度评价。由于美国学者个人学识、政治立场和学术派别不同，他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评价也有所不同。某些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内涵及构建路径的理解并不深刻，对该理念的观察和评析带有“美国优先”倾向，担心中国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甚至提出打压中国的主张。中国可从四方面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美国的话语传播力，引导中美关系在互利共赢的轨道上继续发展。第一，进一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美国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中国特色国际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随着该理念逐渐成为美国学者热议的话题，美国学术界围绕该理念的研究呈现出日益细化和深入的趋势。各派学者采用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对该理念的点评涵盖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不同层面。一些学者尝试探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统文化渊源，并解读该理念如何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念”。多位学者已在著作中频繁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亚洲安全观、发展和安全双轮驱动等中国特色话语，说明中国话语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正在提升。要进一步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在美国的传播力，中国需要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外话语战略规划，全面推动对美国精英人士和普通公众的公共外交。可通过发行精品文化出版物、制作打动人心的视频、讲好党史故事等方式，帮助美国人士理解有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内涵。第二，有效利用二轨和非官方机制来深化与美国的沟通。在正式的官方交往之外，由学者、退休官员和工商界人士等主导的二轨对话拓展了外交的空间，社会与人文交流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美国学者兰普顿指出，中美两国社会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是两国关系发展最强大的力量，两国地方政府、公司和民间组织的密切交往为两国关系提供发展动力，使双边关系持续发展，充满创造性潜力。中国应推动中美两国智库、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推进两国人文交流，深入开展地区合作，建立两国有效的沟通对话机制。在美国学术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辩论中，熊玠和赵穗生等知名华人学者正在发挥引导相关讨论、评介中国外交的重要作用。中国可以引导华人华侨发挥民间使者的积极作用，参与中国软实力建设，为中国外交构建和谐的国际舆论环境。第三，有针对性地化解美国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误解和偏见。美国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误读主要有三点：一是采用权力政治视角观察中国外交，担心中国外交影响力上升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甚至将互利共赢的中国方案解读为一种地缘政治构想。二是缺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全面把握，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实践主要仰仗于经济举措。三是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外交软实力方面有所欠缺，忽视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的形象已为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可。虽然少数美国学者对中国抱有偏见，甚至有意抹黑中国，然而多数美国学者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主要源于他们对中国缺乏了解，未能全面领会该理念的内涵。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实践的推进，一些美国学者已开始转变对中国的消极态度。1989年预言“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面对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后，主动更正自己的观点。他在2015年1月接受日本《亚洲评论》采访时，修正了“历史的终结”的论断，承认中国是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力量，中国十分关注发展，呈现出极强竞争力。第四，探寻中美合作新路径。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宏宇教授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两国的呵护与引导，进行人为的积极“塑造”，以营造良好正面的合作氛围。海军战争学院学者戈德斯坦（Lyle J. Goldstein）指出，中美之间并不是必然发生灾难性冲突，两国可以致力于用合作的良性循环（cooperation spirals）来取代冲突升级的恶性循环。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各州对华出口报告》显示，从2009年到2018年，对华出口为美国贡献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中美经贸关系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则是两国合作新的增长点。多位美国学者均强调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合作潜力巨大。中美两国可从双方存在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领域起步，尝试构建由多元行为体参与的双边和多边对话机制，探索在新能源、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新型合作模式，并逐步拓展两国合作的深度。中国军事专家姚云竹指出，“即使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核、网络、外层空间和人工智能技术等领域，中美之间也存在共同利益”，应改变对抗式互动，开展对话与合作。在核安全领域，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与美国能源部在北京市共建的核安保示范中心是全球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国际核安保交流与培训基地，正在向有核电发展意向的国家提供系统、全面的核安保教育培训。中美等六国于2018年从尼日利亚一座研究型核反应堆中成功移除一批武器级高浓缩铀，避免危险核材料落入恐怖分子之手，树立了中美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良好范例。正如斯坦福大学教授刘易斯（John Lewis）和薛理泰所言,“中美两国应当付出足够的时间和智慧来构建管控中美对抗的战略安全机制，共同探索如何共创美好未来，构建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命运共同体’。”
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
作者：高望来，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