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于2019年4月23日在青岛集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提出的重要理念。为什么要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何为海洋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些核心问题，需要各国政府、社会取得共识，并且采取积极有为的行动。
地球表面的2/3是海洋，海洋是地球生态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维护地球生态平衡，为人类乃至所有生物提供生存物质和环境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百年大变局，大家关注的重点是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其实，在世界诸多大变局中，自然环境之变是重中之重，而在自然环境变化中，海洋之变具有重大影响。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各国开展合作，共同维护海洋的可持续生态循环，阻止海洋生态恶化，改变西方崛起后所推行的海洋霸权主义，改变重开发轻保护，任意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行为，确立把海洋作为人类共同家园的新海洋观。
一、海洋认知的演进
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人类对海洋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经历了从“无知”到“有知”，从“浅知”到“深知”的过程。海洋观是人们对海洋的总体认识，代表着主流思想，具有主导性影响力。人类对海洋的认识是不断丰富的，因此，海洋观构建也是逐步演进的。虽然不同阶段的海洋观有着不同的基本构成和特征，但它们之间不是完全割裂开来的，相互间是有联系的，每一个演进，都是人类对海洋认识的进步。
地球由海洋与陆地构成，虽然海洋面积远大于陆地，但人类生活在陆地上，因此，人类对海洋的客观认识与利用要比对陆地晚。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对海洋的认识是简单的、局部的，很难说有鲜明的和作为主导性影响的海洋观。
工业革命为造船与航海提供了新的物资和技术支持，为远航的大船开辟了利用海洋的新天地，让海洋由通行的阻隔变成了方便的通途。与陆地的隔山隔水不同，一旦拥有海上航行的工具，海洋就成为四通八达的坦途。鉴于此，那些最先接受了工业革命洗礼的欧洲沿海国家，利用海洋优势，很快成为商业中心和进行殖民扩张的强国。对海洋的发现和利用逐步丰富了人类对海洋的认知，逐步形成了海洋观的定位。更为重要的是，海洋是便捷的大通道，利用海洋能够发展海上运输，扩大对外贸易。海洋国家对于利用海洋给予大力的支持，大力发展造船业和开发海洋探索，通过远航以发现财富、拓展殖民，同时，也大力发展海洋军事，建设海洋舰队。
在此情况下所形成的海洋认识，可以称之为“海洋观1.0”。在这样的海洋观指导下，一些海洋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快速崛起，海洋为这些崛起强国进行海外扩张和殖民提供了基础支持。事实上，没有海洋大通道，“地理大发现”不可能进行。同时，大发现也激发了海上竞争，引起海上争夺与战争。基于“海洋观1.0”，海洋战略思想得到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19世纪末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提出的“海权论”。海权论的主导思想是一个国家要强大，就要利用海洋优势。这个思想推动了美国海洋军事的发展，国家把利用海洋优势，对外扩张和争夺作为重要的战略。海权论具有排他性的思维，把利用海洋，打造海上军事优势作为取胜的根本。
随着世界的发展，特别是技术的发展，人类对海洋的认识不断拓展和深化，逐步形成了新的海洋观。新海洋观是在海洋观1.0的基础上发展的，具有新的内涵，因此可称之为“海洋观2.0”。其主要的认识是，海洋不仅是大通道，还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储藏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油气资源和稀有矿产资源。海上油气资源的发现和开发助推了能源结构由煤炭向油气的转变，让一些拥有沿海油气资源的国家、公司的财富快速增长。海洋矿产资源的发现与开发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水平。“海洋观2.0”推动了人类对海洋开发利用的新认识，人类开始规划并实施海洋战略，如推动海洋权益的立法、管理，经略海洋，发展海洋经济等。国家对海洋的专属权不断扩大，比如设立专属海岸线、海洋专属经济区等。经过联合国三次海洋法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1994年生效。《公约》确立了新的海洋制度，包括确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扩大沿海国对海洋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对包括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以及公海、国际海底的开发利用等事项作出制度和法律安排，对于各国开发利用海洋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提出了规约。
但是，对海洋占有和权益的竞争、争夺也引发了矛盾、冲突，甚至是战争，对于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也导致了海洋生态的严重恶化，平静与清洁的海洋成为过去。海洋过度开发，污染物排放，使得海洋生态发生逆转，破坏了海洋生态的平衡和良性循环，这不仅危及海洋生物的生存，而且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使南北极冰盖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水温度升高，这对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影响。
面对海洋的过度开发，综合环境恶化对海洋的影响，使人们的认识发生转变，开始重新认识海洋。现实表明，海洋是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依托，海洋需要护理，恢复海洋生态平衡是当务之急。在此情况下，新的海洋观萌生，人们意识到必须维护海洋、治理海洋。以海洋维护和海洋治理为中心的新海洋观，亦可称之为“海洋观3.0”。海洋维护、海洋治理不仅是沿海国家的责任，也是各个国家的职责，全人类的使命。
新海洋观还在发育期，还要逐步形成国际共识，让所有国家都承担相应责任，开展有效的合作。海洋是人类最宝贵的公共财产，也是人类的生命线。形势很严峻，需要采取决断和有效的维护与治理措施。人类已经有了应对气候的《巴黎协定》，但还没有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海洋保护协定。据研究发现，地球已经开始负能量运行，即地球整体环境在恶化，无法自我修复，海洋也是如此。因此，人类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坚决采取行动，开展合作，让地球包括海洋回到正能量运行状态。
二、海洋秩序的构建
海洋观引领人们的海洋行动，而在行动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海洋秩序。与海洋观和实际的发展相联系，不同时期的海洋秩序也各不相同。
与海洋观相联系，海洋秩序也经历了演进。在“海洋观1.0”的引领下，受利益的驱使，列强海上争夺激烈，一旦强者获得优势，必定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制定规则和维护秩序，由此，自由航行的海洋受制于霸权力量的主导，这样的海洋秩序具有很强的海洋霸权主导特征。
强国优势和霸权秩序是排他性的，维护优势与霸权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在霸权秩序下，海洋冲突、战争迭起。维护霸权要比争得霸权更难，在长期的海上争夺中，海上霸权不断交替更迭，曾先后出现不少地区性和全球性占主导地位的强国。不过，只有美国维持了最长的海上优势地位。
在“海洋观2.0”的引领下，尽管海洋开发导致了混乱，对海洋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但也产生了人类第一次的海洋法规，对海洋的占有权、管理权立规，诞生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了基于公约的海洋秩序。海洋法公约下的海洋秩序基本原则是，在维护海上航行开放的前提下，明确了沿海国的海洋权益和责任。在联合国层面和其他诸多领域，先后建立了海洋管理的机构和机制。
不过，由于《公约》的缺陷和海洋问题的复杂性，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与矛盾，比如，专属经济区管辖范围的重叠以及所产生的矛盾，资源开发与保护的不平衡，还有像美国这样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拒绝签署《公约》，却又基于自己的利益自行解释《公约》等。
“海洋秩序2.0”是在工业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由于注重利用，轻视保护，注重权益，轻视责任，致使海洋资源过度开发和利用，大量污染物任意向海洋倾倒和排放，导致海洋可持续的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从而使海洋生态危机成为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在“海洋观3.0”的引领下，新的海洋秩序正在酝酿，新海洋秩序基于人类对海洋的新认知，要旨是海洋维护和治理，恢复海洋生态平衡，治理海洋污染，以推动地球生态维护和治理，恢复人类的可持续生存环境，通过综合措施治理，其中包括防止气温升高和治理海洋污染，阻止海洋温度和海平面上升。
海洋维护和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既需要新认知，又需要新行动，特别需要人类的新觉醒。以海洋维护和治理为导向的海洋新秩序具有新时代的特征，涉及人类的生存大计，肯定需要巨大的努力和不懈的坚持。形势严峻，人类需要有紧迫感和责任担当。鉴于海洋的人类共同资产的特征突出，同时也存在诸多的争端，人类在合力承担责任上和采取行动上有着很大的难度。
中国是一个陆海国家，海洋是中国立足和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撑。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占据优势地位的海洋力量，郑和下西洋留下永久相传的佳话。但是，中国没有形成与时俱进的海洋观。近代西方崛起以后，中国在海洋建设上落后，而列强正是利用海上便捷通道和掌控的海洋军事优势，进犯中国，这让中国对海洋产生了畏惧感，因此，也就难以拥有应时的海洋观和在海洋观引领下的海洋秩序参与，由此，在海洋秩序构建上被边缘化。
近代，面对列强利用海洋进犯，清朝后期曾大力引进西方技术和舰船，试图建立强大的海军，但中日甲午一战，清朝最强的海军装备———北洋舰队覆没。从此，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人对海洋的恐惧感久久不能消减。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把沿海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国人对海洋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把海洋看作是与外部世界链接的大通道，借助海洋引进来走出去。当时，中国曾经有过选择“黄色文明”（基于陆地）还是选择“蓝色文明”（基于海洋）的讨论，前者被认为是代表保守，后者被认为是代表开放。该讨论实际上是对海洋重新认识的转变。通过设立沿海经济特区，实行“两头在外”“借船出海”，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沿海地区成为热土，使得海洋成为对外交往的大通道，海洋由威胁变成机会。随着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增强，中国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海洋地位，不仅加强了对海洋权益的护卫、对海洋资源的开发，还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
总的来看，中国海洋观的形成较晚，是不同海洋观的续接与综合，既有利用海洋，也有维护海洋的认知，同时，作为一个后起“海洋觉醒”国家，重视利用和开发，把经略海洋作为发展经济和赶超海洋强国的战略是有道理的。
然而，中国也同时有着很强的“海洋观3.0”意识和推动“海洋秩序3.0”的担当，愿意承担起维护、治理海洋的重任。中国的综合海洋观不是在不同的海洋观之间进行取舍，而是要创新，更多融入新时代的新内涵。海洋维护和治理涉及人类生存的根本利益，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度，中国义不容辞。在海洋维护和治理方面，中国面临诸多挑战，无论是在海洋污染治理，还是在构建新海洋规则和秩序方面，不仅需要学习和参与，还要发挥引领作用，肩负起新型大国的责任。
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就是基于地球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利益考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新时代新海洋观和秩序构建的中国方案。认知的引领要有行动支撑，从自身做起，把维护海洋作为新文明，在海洋治理上见大成效，同时，要不遗余力地增进国际共识，推进新规则制定。
文章来源：原刊于《海洋经济》2021年第5期
作者：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东北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