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是一个具有无限潜力与可能性的“聚宝盆”,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深海资源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兴增长点，深海战略正在成为左右未来国际海洋政治格局的关键一环。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的局势下，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入了这场资源争夺战，力争本国利益最大化，发展中国家也对全球深海治理和公平分配提出了新要求和期待。深海必将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新战场。
为避免深海“圈地运动”引发公地悲剧，有关全球深海治理的叙事强调由涉海的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全球深海治理实践，在现有深海治理体系基础上，不断结合时势变化建立和完善综合协调治理机构和深海法律制度，共同建设深海，共同开发深海资源。全球深海治理的两大方向是可持续利用深海资源和有效保护深海生态环境，以公平、高效的治理制度和政策维护深海地区的政治稳定与生态安全。21世纪全球深海的有效治理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运用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
通过对深海政治与政策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得出五个方面的结论，这也是未来深海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一，深海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必要构件。深海作为全球性公共物品，是“人类共同继承遗产”。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考虑深海场域的利益互动机制，而良好的深海治理也将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的完善。目前有关深海的研究经历了从经济价值取向到政治战略价值取向的转变，各国开始从政策或制度层面寻找深海问题治理的路径，以防止公海变成“无公之海”,海底变成“死亡之海”。将深海治理纳入全球治理的框架，既要考虑深海问题的普遍性，按照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原则、制度和程序来解决有关深海方面的危机及问题，也要基于深海的特殊战略价值与行动困境，探索深层次的深海治理运行机制，从而建立健全全球治理体系。主权国家既是深海全球治理的主体，也是本国深海利益的代表者，如何处理国别深海政策与全球深海治理的关系，如何协调全球深海治理的制度性矛盾是个长期性难题，需要学界持续不断的研究和探索。
第二，深海治理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和创新场域。深海治理的实践不仅有利于推动世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共识的达成，而且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世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此外，世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以海洋善治为基本出发点，海洋善治理念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深海治理是多元涉海行动者在深海事务上协商互动的动态持续过程，各海洋主权国家、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及公民个人可以在互商互鉴、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开展深海合作，在合作中协调、整合各方利益，健全深海治理的体制机制，为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奠定制度基础。以共同体范式建构全球性的深海治理体系必定是一个十分复杂、艰难曲折的过程。相对简单有效的治理机制可能是区域性共同体。某些国家基于地缘或国家政治利益考虑，寻求结成区域间合作伙伴关系或区域联盟，以实现区域间深海科技与政策的交流，进而提升自己参与全球深海治理的话语权。这种区域性力量可能会是全球深海治理进程中的重要动力，也可能是阻力，需要辩证对待。全球深海治理机制如何定位，区域间深海合作应遵循何种原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第三，深海研究是增强中国海洋话语权的重要前提条件。随着深海科学技术的进步，深海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深海物质、深海能量、深海生物圈都成为了深海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前沿的、高层次的深海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获得国际上学界的认可，避免中国的深海方案成为一家之言，使中国更加有自信和有实力参与全球深海问题的讨论与决策。但是也必须看到，目前国内各科研机构出现的各自为政的现象，为了在深海探测与开发的过程中尽可能获取更多利益而不惜进行恶性竞争。因此，中国应该以深海科学技术为支撑，以国家深海战略为指引，以“全国一盘棋”为格局，通过抢占深海科学研究的新高地来提高中国的国际深海话语权，促使我国有效且高质量地参与全球深海治理实践、建设深海治理体系。可以推动建设某些深海区域成为天然的世界海洋科学研究实验室，并将其纳入到“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中，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为全球深海基础科学研究做出中国贡献。
第四，深海开发与治理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领域。“向海而兴，背海而衰”是中国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并曾经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新时代的海洋强国战略必须完成从浅海到深海开发利用的目标调整。深海开发与治理是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大纵深和大未来。加强深海治理与海洋强国建设的互动互构研究是中国学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话语创新的主要领域。
第五，深海研究是需要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新领域，同时也会促进多学科交叉发展，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深海治理研究涵盖了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和生物学等多个自然科学领域，因此，深海治理制度的设计需要充分融合多学科的理论研究工具及成果，进而提高政策与制度的可操作化、科学化。
文章来源：《深海治理概念与主题研究进展——基于我国深海政治与政策研究文献的解读》，原刊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作者：王书明，系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国蕾，系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