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疆域发展史当中，海疆的开发与发展有着重要地位，同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规律。下面仅举三则进行说明。
1、王朝统治对推动海疆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几度交替。历代王朝的疆域版图屡经整合而损益互见。其中，陆土疆域范围曾经反复收缩或推远，频繁出现空间变化；陆域边疆治理主持者的身份也因地、因时而异。但海疆的空间范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出现显著改变。历代对海疆进行的治理和开发亦皆由王朝政权主持。因此海疆治理始终是一种国家行为。无论疆域统一还是分裂，王朝政权(包括分裂状态下的割据政权)都可对海疆社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种推动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首先是可通过暴力推动的方式加快沿海疆域的政治经略。在沿海疆域开发早期，统一王朝的开发举措一般都以政治策略的实施为主，以建立政权统治为首要目标；其实现形式多通过大规模军事征服行动建立统治，即把建立有效的政权网络作为稳定统治、推进开发的关键举措；其间还常通过军队镇辖或局部打击的方式对某一沿海区域的统治秩序进行调整。这种以武装暴力形式对沿海疆域实施的经略，巩固了王朝疆域统一，加快了将沿海区域纳入王朝统治体系的进程，使沿海边鄙之地与统治中心地区在封建政治演进中保持基本同步。这对中国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能以集权统治举措强力推动沿海疆域的经济开发。两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海疆治理不仅有政治措施，而且更多集中在对沿海经济进行开发。国家统一时期如此，分裂时期也是如此。由于集权统治(割据政权也是集权体制)可以在较大区域内控制社会资源，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力，王朝政权可凭借这一优势加强对沿海疆域的开发投入，同时采取强制性措施强化对海疆开发的控制，通过超经济强制手段拉动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其结果可在短期内缩小沿海与统治中心区域社会发达程度的差距。在这种政治作用的催动下，公元10世纪以前中国沿海疆域的经济发展就已被纳入王朝经济体系当中，并受这一体系的调控。
最后是通过稳定的政权网络保障海疆社会平稳发展。在古代社会条件下，每一个统治巩固、朝局稳定的王朝政权都会持续保持对边疆和海疆安全与发展的关注，并通过各级行政机构和各种行政手段推进边疆和海疆开发的进程。王朝政治局势的稳定和政权职能的正常运行，不仅能提高政府支持边疆开发的效率，必要时还可强化对边疆的高强度控制。就海疆治理而言，统一的王朝政权能对沿海各地实施直接管辖，保障沿海社会基本稳定，人口和土地数量因而会相应增长，从而推动沿海经济以正常或超常的速度发展。因此王朝政权稳定与否，对沿海疆域政治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国家分裂对海疆社会发展产生的并不完全是负面影响；分裂状态也并不意味着海疆开发进程必然倒退。在历史时期，统一的王朝都将海疆治理作为重要的治国理政内容；而在分裂状态下，区域性政权也都出于生存需要，对其统治下的沿海区域进行过有目的的开发。从中国沿海疆域开发的总体历史进程来看，有两种现象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一是在统一的社会条件下，国家政治的稳定程度与沿海疆域开发的广度与深度成正比。如上所述，在统一条件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有效的统治举措可推进王朝政权对沿海疆域开发活动的支持；相反，分裂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也可直接阻断海疆开发进程；统治者为加强对沿海疆域的控制而强制推行极端政策，甚至中断中外海上交流、取消沿海经济活动。这些政策举措对海疆社会正常发展极具破坏性，会直接导致海疆开发陷入停顿。二是在分裂条件下，某些特定因素可抵消对海疆社会进步产生的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刺激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使之开发运行的速度加快。一般而言，统一局面被破坏皆会影响海疆开发的进程，但这种分裂的结果并不都是灾难性的。割据的地缘环境甚至有可能刺激沿海区域开发运行的速度加快。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以下现象：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制约，王朝中心区域出现的社会混乱并不直接对海疆开发产生毁灭性破坏影响。相反，呈周期性爆发的大规模战争，曾导致大量北方人口南迁，为南方社会发展提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正是在利用这些非正常增长的社会资源基础上，偏安一隅的南方各政权出于巩固统治和兼并对立敌国的政治需要，全力推行开发统治区域内社会资源、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比如东汉末年，尽管分裂割据破坏了全国的政治统一，但在东吴政权直接控制的南方沿海，区域性经略使区域经济被激发出很大的发展活力，海疆开发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有了一定发展。到东晋时，东南海疆的开发程度赶上并超过了北方沿海的发展水平。这说明统一或分裂的社会条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海疆开发速度及发展程度。割据政权统治同样能促进局部海疆的开发进程，由割据政权主持的海疆开发甚至可能力度更大、社会成效也更显著。因此，分裂并不意味着海疆开发进程必然倒退。
3、地理条件对海疆开发模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地理条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地理环境差异在人类社会早期直接影响了社会经济模式的形成；在中国疆域发展史上，地理条件也曾对海疆早期开发产生巨大制约。
中国沿海疆域纵跨数个气候带。在不同纬度上，沿海及其相邻腹地的地理条件各不相同。这使古代沿海疆域发展从一开始就存在地域差异。在公元10世纪以前，这种差异呈不断增强趋势，导致沿海疆域区域发展特征明显，海疆各区段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开发和发展模式。以岭南海疆发展为例。这一地区原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其所处地理环境又十分特殊：横亘的五岭山脉将岭南与内地完全阻隔开来，使后者先进的农业对岭南经济基本失去了辐射拉动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岭南海疆开发出现了一种与其他沿海区域完全不同的开发模式：港市逐渐成长为岭南沿海及相邻腹地的政治经济中心。比如广州，很早即作为航海大港突出牵动了整个岭南沿海经济运行：对内，广州港市经济拉动周边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技术水平；对外，广州又凭借位置与港口条件优势，带动岭南开展对外海上经济交流。这种通过港市带动区域沿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开发模式，完全迥异于海疆其他区段开发。由此可见，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海疆开发的深度与广度，同时也影响海疆开发模式的形成。
文章来源：节选自《中国海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原刊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作者：方堃，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