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在古代也称为“鉴”或“照子”。远古时期，先民们用自然界的水映照，而后于陶鉴中盛水映照。又因受到铜制工具光洁表面成像的启发，发明了铜镜。作为日常用物的铜镜，在我国的使用源远流长，公开资料显示，战国时期以前的铜镜发现了有30多面，而铜镜的发展可追溯到上古神话传说时代，《黄帝内传》：“帝与西王母会于王屋，乃铸镜十二面，随月用之”。20世纪70年代，齐家文化遗址中相继发现三枚铜镜，广河齐家坪遗址出土两枚，一枚是重环形纹，另一枚是长方钮小铜镜（中华第一镜），光素无纹；青海贵南尕马台M25号墓葬中出土一枚，上饰有七角星纹，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镜，将我国青铜镜的铸造和使用史提前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和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地区的时间大致相当。这些静静躺在博物馆中古迹斑斑的铜镜，积淀着4000年的铜镜文化，散发着恒久魅力，向世人映照出它精彩绝伦的艺术史、文化史，凝聚着中华民族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历代铜镜的铸造在不断发展中推陈出新，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其中有一类铜镜以其特殊的工艺和装饰的富丽豪华而引人注目，它就是螺钿镜。“螺”是螺贝类的总称，“钿”则是钿装的意思，“螺钿”即指将螺贝的外壳加工成平板状，再切割成各种花纹、图形，然后嵌入器物表面的一种工艺。考古发现，螺钿早在商周时期即已出现，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出土的一件漆器上面的彩绘兽面凤鸟纹，就采用了螺钿工艺。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螺钿人物花鸟纹镜，是国内藏镜中最为精致的一面，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该镜直径23.9厘米，圆形，圆钮，素缘微卷。钮左右装饰两位高士坐于地毯上，左边一人弹拨阮咸，右坐者手持酒盅，面前一鼎一壶，相对弹饮。背后立一侍女，双手捧盒。白鹤随乐曲翩然起舞，池内岸边的小鸟驻足聆听。钮上方有株枝干粗壮、花繁叶茂的花树，树梢似银盘，树下一猫蹲坐憩息，两侧各一振翅翘尾的鹦鹉，满地落花缤纷，一派鸟语花香、温馨祥和的气氛。而图案的立意则有《高逸图》的意境：“枕明月而弹琴，望清风而缓酌”，以高士的闲情逸致和恬静的风景暗合文人意趣。此镜不仅装饰华丽，用料亦很考究。据考证，贝板为南海所产的夜光贝，花蕊系用云南一带的琥珀镶嵌而成，底纹敷以西亚的青金石碎粉，充分体现了唐朝文化的包容性。这面螺钿镜技法娴熟，构图满而不塞，纹样细部刻划入微，加之螺片本身光泽莹润，艺术效果十分突出，是唐镜中难得的精品。
洛阳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自4000年前的夏朝起，先后有西周、东汉、曹魏等13个朝代定都于此。从汉到唐，洛阳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之洛阳背山面水、地势开阔，又是绝佳的营茔之所，历代帝王显贵都以长眠此地为荣。据调查，洛阳地区共有古代墓葬10万多座。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墓葬多数都被盗掘，当地有“十墓九空”的说话。
1955年，在洛阳西郊涧河西岸工地上，探测出古代墓葬1000余座。当时中国正在大搞“一五计划”，要在洛阳西郊建设第一拖拉机厂、轴承厂、矿山机器厂、热电厂等大型工程。由于施工需要，考古人员对部分墓葬进行清理，在其中一座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的墓中发现了这面螺钿人物花鸟纹镜。因为这座墓葬也曾被盗掘过，缺少其他出土物证，我们无法得知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但或许是盗墓贼的粗心，他们遗漏了这面精美铜镜，今天的人们才有幸一睹这大唐的风采。螺钿镜的制作用材昂贵、技艺繁复，即使在盛唐时期，也是被皇家所垄断的高端奢侈品。因此，这面铜镜的主人一定非同一般，极有可能是皇族成员或朝廷高级官员。但唐代的皇族成员或朝廷高级官员死后一般都埋葬在洛阳北部的邙山一带，而这面铜镜却出土于洛阳西郊的一座级别并不高的墓葬，这显然很不正常。我们把时间拉回公元759年，即这座唐代墓葬的埋葬时间，这是“安史之乱”的第4年，期间洛阳城两度被北方的叛军占领。由于叛军的屠杀和劫掠，洛阳城早已是人间地狱恶。这面铜镜的主人很可能死于战乱，但身份高贵的他（或她），并不能如愿葬在邙山，而是草草埋葬于洛阳西郊。所幸，他（或她）还有这面代表身份和地位的铜镜随葬，以求在另一个世界延续奢华。以这面镜子为代表的螺钿镜将中国铜镜推向了顶峰。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唐太宗的“资鉴思想”:“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由此形成独具唐代特点“政治风俗”——“进镜”和“赐镜”。当赋予了政治意义后，制镜的质量和工艺要求上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盛唐国力和海外贸易的加持下，终于打造出螺钿镜这样的精品。据初步统计，目前发现的唐代螺钿镜至少有18面，其中收藏品11面，出土品7面。而11面收藏品均在海外。考古发现的7面螺钿镜皆出自玄宗至德宗时期长安和洛阳的墓葬中。在流失海外的11面唐螺钿镜中，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藏1面八出葵花形螺钿花鸟镜，其余10面均在日本。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收藏螺钿镜9面，为遣唐使从中国携回，并为历代天皇所珍藏。镜形有圆形和八出葵花形，体量较大，装饰主要为花鸟图案。螺钿镜是将螺贝外壳雕刻成的各种图案按照设计要求黏贴于素镜背面，然后髹漆、研磨，最后再在螺钿上毛雕花纹。漆地为黑色，螺钿为白色，在黑白反差中投射出诱人的光彩和华丽。有的为了使螺钿镜更加美观，在螺钿物象之间的漆地上填以青、绿、黄、赤、白的螺贝壳屑和细碎玉石，愈加显得五彩斑斓，如霞似锦。如此精美的铜镜背面，以夜光贝为原料，辅以青金石点缀。而这两种关键原料均是“舶来品”，分别经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螺钿镜的原材料——青金石多来自中西亚，深蓝、紫蓝、天蓝、绿蓝，色泽鲜明，是蓝色颜料和染料的天然原材料。唐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西域诸国进贡的青金石、绿玻璃、黄玉、绿玉髓、绿松石被用作铜镜背面的镶嵌物。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且将中国长安与中亚之间的交通往来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其后，德国学者赫尔曼将丝绸之路的终点延伸到叙利亚（该地后并入罗马帝国版图），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至欧洲、北非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唐朝时期，经济繁荣，文教昌明。此间，是陆上丝绸之路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丝绸之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推动东西方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方面具有重大贡献。唐代丝绸之路上，由各国商贾、使节带来的手工器物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以跨国商贸为基础的丝绸之路上，流通着钱币、金银器皿、玻璃器、瓷器等精美器物。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特别提到了跟随丝绸之路来华的波斯人——将金银精工打制、珠宝镶嵌教授给了唐朝工匠，这些新型工艺、新题材的装饰纹样的传入，极大地提升了唐代金银宝钿器物的制造技术、艺术审美的质量，拓展了已有奢侈物的品类，并迅速地进入了中国铜镜的铸造基地——扬州。这些来自异域的精美材料、独特的纹饰样式和精巧的制造工艺在“奢靡成风”的盛唐很快被用于铸造奢华无比的各种特种工艺镜，特别是对中国的螺钿镶嵌工艺起到了较大的改进作用。螺钿镜的另一个重要原材料夜光贝产于南海，分散居住，昼伏夜出，捕捞不易。夜光贝并非夜晚会发光，而是指它的贝壳经过层层打磨后呈现出珍珠一般的银晕光泽，宛如皎月。唐太宗贞观时期海外贸易繁盛。其时，北方、西北、东南边患的平定和文成公主入藏——“西北边患，荡然一清”，为唐海陆路丝绸之路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在国际上，唐王朝已是东亚、中亚地区“万国来朝”的宗主国，朝贡的国家主要有波斯、大秦、天竺、泰米尔、僧伽罗国、大食、月氏及“九姓胡”等70余国。南洋诸国与唐交好，福建、广东等多处海口形成了热闹的海上贸易。海上丝绸之路自形成之后，尽管印度洋各地战乱、灾荒与海盗侵扰为贸易带来不便，但是受利润驱使，商人热情从未减退，东西方诸国对海外贸易亦十分重视。此时，沿海上丝绸之路入华贸易的印度洋诸地商人众多，他们源源不断地带来夜光贝、砗磲、珍珠、珊瑚、玳瑁等珍贵宝物。这些宝物深受唐朝人的喜爱，并将其中一些用作装饰镶嵌在铜镜背面。螺钿镜始创于唐前期，风靡于盛唐。考古发现和传世的螺钿镜绝大多数是盛唐时期的作品。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元气大伤，国祚日渐衰微，社会经济遭受很大破坏，再也无力支撑当日的那种奢华。迫于如此状况，朝廷遂对包括螺钿镜在内的奢侈品严加禁止。至五代以后，螺钿镜基本绝迹。在绵延数千年的铜镜发展史中，螺钿镜相对于其他铜镜可谓昙花一现。然而它那特有的装饰工艺及其体现出的高雅华贵，却独具魅力。经历了千百年岁月的磨蚀，镜背的磨漆多有脱落，但其精巧细致的螺钿镶嵌、斑斓华美的珠贝光泽，以及它所散发出的浓郁的盛唐气息，却依旧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使观者无不为之赞叹。以鉴为史。精美的螺钿镜不仅是中国铜镜艺术史上的极品，更是映射出初唐国力之强，贸易之发达、海内外文化融合之盛、丝路文明之畅阻，以及后来的治乱和兴衰。以史为鉴。放眼寰宇，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作为基础。贸易和交流可以带来和平，贸易和交流也需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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