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进程中发掘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历史根据

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必须通过看前人“走过的路”明确自己“从哪儿来”。中华民族很早就开始认识和利用海洋，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成就，也经历了近代百年的海上屈辱及艰难探索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历史根据。

一、根植于中华民族海上历史的辉煌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利用和开发海洋的民族之一。根据考古显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就与海洋有了接触。正是在与海洋不断接触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开始“萌发并逐渐形成本民族最初的海洋观念”，即“行舟楫之便，兴渔盐之利”。历史文献也有不少记载，如《易经》上曾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尚书》有“四海会同”“环九州为四海”“江汉朝宗于海”，华夏先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的记载。《庄子》《竹书纪年》等载有“投竿而求诸海”“东狩于海获大鱼”等捕鱼活动。《管子·禁藏篇》载有“渔人之入海，海深万初，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荀子·王制篇》载有“东海则有紫祛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海道出师，已作俑于春秋时”等等。

据记载，公元前485 年中国发生了第一次海战，即吴齐黄海之战，吴国“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结果是“齐人败之，吴师乃还”。到了战国时，韩非子提出“历心山海而国家富”的著名论断，强调海洋开发利用的重要性。西汉时期，中国开辟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从事海洋贸易。唐朝的航海技术达到一定水平，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并直接促成了后世“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唐朝与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广州港“巨商万舰”“万舶争先”“大舶参天”。广州设“市舶使”，管理海外朝贡，管理进口货物。唐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和汉代一样，分北道和南道两条线路，航线更长、港口更多、规模更大。

宋元时期，“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货贿”。海船船型以福船、沙船、广船最为著名，被认为中国古代的三大船型。远洋航行区域扩大到了南洋、北印度洋和地中海等区域。经过唐宋元时期的发展，我国江南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海船建造，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官营造船业，除南京宝船厂外，在苏州、松江、镇江等地均设有官厂。在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和作用下，郑和先后七下西洋，创造了中国古代海洋事业发展的最高峰。郑和下西洋沿东南亚，经过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纵横于亚非海域，其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历时之久，堪称空前。李约瑟曾写道：在公元 1100 至 1450年之间，中国海军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郑和的海权不仅具有主动性、开拓性，其运用的范围也比元朝大，方向更明确。除此之外，郑和海洋权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平性，包容性，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拓展一块疆土、带回一个奴隶、签一个不平等条约，真正“开创了海上和平友好往来的世界范例”。更为重要的是，郑和已经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了解可能来自海上的威胁，主张捍卫国家海权。“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

二、启发于近代中国的百年海上国耻

郑和的海上远航并没有使中国走向海洋，走向富强，带来安全。相反，正如伯纳德所说，在明朝，“中国到达了海外海军部署的巅峰，不过也看到了它的海军力量的崩溃”。明朝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抑制海外贸易的政策，取消了所有出使海外的任务，还停止建造海船，甚至将私自出海者以间谍罪或叛国罪论处。这些政策标志着中国逐渐丧失了在世界海洋上的领先地位。

到了清朝，朝廷多次颁布禁海令，进一步强化“海禁”政策，“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并“不许片帆入海”，一度几乎完全断绝中外正常贸易往来。而且采取了严厉的迁海措施，造成了福建、广东等地大片沿海变成无人区，陷入有海无防之境地。长期且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只是扼杀了中国的海洋贸易，更为严重的是严重阻滞了中国海洋意识的发展。中国实行背向海洋的闭关锁国政策之际，正是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纷纷从海上向东扩张之时。例如，英国颁布《航海条例》规定：亚洲、非洲、美洲，无论为英国人或别国人的殖民地，所生长、生产或制造的任何货物或商品，如不是由英国人所有的船舶载运的，都不准输入或带进英国、爱尔兰或英国所属的任何其他地方、岛屿、殖民地或领土。英国重视海权，通过立法以保护本国商人海外贸易特权，同时积极开展殖民扩张和争夺。而清朝政府却忽视海权，实行海禁政策，闭关锁国。不言而喻，中国闭关自守失去了发展海洋的战略机遇，海上挨打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而纵览世界历史，世界强国崛起无一不始于海洋，海洋是进入世界强国之林的必由之路。马汉指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英国战略家富勒认为，“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中，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孙中山强调指出，“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势”。古罗马由海起家而雄踞一方；西班牙、葡萄牙靠海曾称霸世界；英国向海扩张，铸就了日不落帝国；美国奉行马汉“海权”理论，成就了海洋霸主和超级大国……，所有这一切，无一不印证并诠释了“海兴则国强”的道理。“自有史以来，海权都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要称霸世界，并在国内达到最大限度的繁荣与安全，控制海权为首要之务。”世界霸权更替，实质就是海洋权易手。拥抱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发展海权，也是海洋大国走向成功的共同经验。

纵观中国历史，海权兴则国兴，海权衰则国衰。近代中国的门户被西方殖民者从海上打开，从此中国陷于门户洞开、有海无防、有海无权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1840 年—1949 年，日、英、法、美、俄、德等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 470 余次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 84 次，较著名的有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 1937 年的中日战争”。西方列强通过这些海上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对中国沿海地区及岛屿的侵占，同时也使中国近代海权，如沿海和内河航运权、引航权、港口管理权及海关管理权等损失殆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通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军权，控制了中国通商口岸、海关和对外贸易以及交通事业。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近代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负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重视海洋事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海洋事业真正成为了新中国国家战略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来源于近代中国海权的艰难探索

随着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一步一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患频繁、主权受损的情况下，在救亡图存、奋力抗争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丁日昌、李鸿章、严复和孙中山等人深感海防危机的严重，大声疾呼加强海防以退敌御侮，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海权意识的觉醒与萌芽，为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提供了历史的基础和借鉴。

加强海防以抗击外敌海上入侵的近代海防思想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萌发海防意识的先驱者。他最初坚持“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思想，后来发展到“建设水军”“以战为守”的海防思想。魏源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冲破了中国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其海防思想首先强调“守”。不能守，“何以战”？“何以款”？且“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要守“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驾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丁日昌鉴于海事迭起、海防空虚的现状，提出建立中国海洋水师，将东南沿海分为三大军区以加强海防，甚至主张向西方购买铁甲舰装备海军，以增强我海军的战斗力。“天下断无无害有利之事，但得利多而害少，自当速举而兼营。”严复是最早接受与传播马汉海权论的中国人之一，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海权思想。他已经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强调“古今未有能奋海权而其国不强大者”。因此，一国要富强，要拥有国际地位，不能置海洋于不顾，“存亡生死，其权仍旧操之于我 !”“必有海权，乃安国势”，不缔造海权，陆权也只能随之丧失。更为可贵的是，严复已经认识到海洋的双重价值，即海权是“国振驭远之良策，民收航海之利资”。这一重要的海权思想，标志着中国海防意识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变。孙中山是中国最早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海权的领导人。他提出中国走“兴海权，振中华”的海权思想。孙中山认为，海权对近代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掌握了海权国家才可能强盛。今后世界海权之争，主要集中在太平洋，“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为此，孙中山极力支持国人收回海权的反帝爱国运动，明确指出列强“绝无干涉之权”，如其干涉，则以武力对抗。同时，孙中山还重视中国海关问题，明确海关是国家机关，必须捍卫，为此，发表了《关于海关问题之宣言》，表达中国人民捍卫海关主权的坚强决心。

建设近代海军的海权思想

林则徐很早就意识到海军的重要性，尽管他一直没有提出并建立起水师，但其“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却内涵建立外海水军的光辉思想。魏源基于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出发，强调建设海军以抗击外敌海上侵犯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战舰、火器、养兵与练兵之法，是谓夷之长技。为了改变明清海防的落后，他提出设铸造局、购火炮、设炮台、整水师、开海运、增水师科科举考试等。洋务运动采用了魏源的思想，将其思想转化为实践，从而迈出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第一步。左宗棠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丁日昌更是提出了崭新的、切合实际的海防战略布局思想。1867年，他提出建立三洋舰队的主张，建议在天津、吴淞与南澳设水师提督衙门，平时分防北洋、南洋、东洋，战时“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相互支援，海防联为一气，则“滨海有长城之势，而寇盗不为窥视”。李鸿章强调加强海军舰队建设，打造海军军事基地，成立海军领导和管理机构，培养海军人才，建立后勤保障体制。严复呼吁中国加强制海权，强化海军舰队、军港和海岸炮台建设，控制海上交通要道。1888 年，清廷批准了《北洋海军章程》，中国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同时，一些重要的海军学堂也相继开办。孙中山则在深刻反思近代海军积弱严重后果的基础上，认识到海上力量是海权的重要象征，呼吁为了捍卫海权，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国海军。他指出：“中国之海军，合全国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故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因此，他把海军建设视为“强国之基”“国防之要”，主张“兴船政以扩海军”，强调“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

发展海洋实业和航运业的近代海洋经济思想的萌芽

随着鸦片战争后对外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关税主权的丧失，中国海洋航运权也完全丧失。为保护日渐衰敝的华商船业和挽回中国的海洋权利，一批有识之士主张发展海洋实业和航运业。魏源认为要发展国内外贸易，就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且提出要把经营南洋作为藩镇。李鸿章强调经济是海防的基础，要有强大的国防，必须先有丰厚的经济基础。统治者应考虑海防与经济的关系，力图使军事与经济互通互利。李鸿章为此还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这不仅是中国航运史上的一项创举，也是中国近代海洋观念的一大变化，“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孙中山认为海洋联通了世界市场，促进了经济发展，因而主张发展中国自己的海洋实业。他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向海求存、向海求富的发展海洋实业思想，体现孙中山海洋经济建设与海防建设相统一的思想主张。他高度重视港口的地位及作用，规划建设北方、东方和南方等三大港的宏伟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