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冠群：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限度

有关中国海权发展“限度”的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海权发展具有全球性战略目标的特点，而国内学者则多持谨慎的态度，担心在海权建设领域的“过度发展”有可能会形成一股反作用力，从而危及国家现代化发展乃至于国家安全的本身。笔者认为，中国必须也必然要大力发展自身的海权建设，而且当前的发展水平距所谓的“过度发展”尚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假设中国未来的海权发展水平因有所欠缺而导致国家利益遭受严重威胁，进而致使国家发展陷入停顿或倒退，那么不但国家合法利益难以得到维护，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也有可能会被延误。这固然是一个难以“两全其美”的难题，但只要找准了方向，对之做出科学、合理的预判及规划，是完全有可能通过处置得当的方式予以解决的。

在此问题上，中国学者师小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总体上中国海权的发展将是有限的，不会重复英美海权的发展路径，但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不确定之处取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海权做出何种反应，特别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结果。”上述观点意味着，中国海权的发展限度主要取决于国际社会所予以的空间大小，而非自身的客观需要。固然，该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缺失国家发展动力主观能动性的一面。考虑到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存在看法上的分歧，本文有必要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为之做出可能的贡献。

一、中国海权发展限度不应以美国为唯一参照

自走上民族复兴的大道以来，中国一直强调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意在不愿发生国际社会误判中国会因国力增长而出现政策转向的情况。但是，国家的综合实力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国家之间权力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是无法被掩盖的。更何况，中国的发展与其总体实力的快速提升，是国际社会早已接受的事实，并不会因任何国家的意志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中国海权发展的限度并不应以当代美国海权的发展水平作为唯一参照目标，因为后者在海权实力的发展问题上所制定的上限，同样也取决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所谓承担“国际责任”的需要。例如，里根时期的美国海军部长莱曼为了能够建立起对苏的绝对海上优势，决意打造一支由600艘战舰组成的巨型舰队，形成了具有压迫态势的战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苏联的解体。

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海权国家，无论是其海上常规军事力量，还是以战略核潜艇为核心的战略核打击力量，相对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全球海域的广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同时控制全部战略水道或核心航线的先天性地理条件。因此，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便是必不可少的步骤，这就意味着几乎任何一个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理论上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本国在地缘上的不足并延伸自己对不同地区的支配力。近年来，中国也在世界各地积极地为解放军海军部队物色基地，以求形成更加强大的远海护航与作战能力。我国首个海外基地——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已经于2017年7月11日正式成立，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编队的日常工作。

如果单纯从自然条件出发，中国发展海权的条件并非最为优越，但对于刚刚走向深蓝的中国海军而言，却无疑是非常适宜的。中国的海岸线相较于法国、俄罗斯、西班牙乃至美国等国均有不同，它同时兼有漫长与连续这两大特点；前者意味着拥有众多天然良港，后者则意味着十分有利于进行整体性的防御和资源整合。待到中国海权实力走出西太平洋岛链之后，再通过位于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加以连接，便会实现在中国近海形成绝对控制，在远海部分地区形成相对控制，对关键战略水道形成威慑之势的总体目标。

一旦此种态势形成，当代中国海权发展的“助推祖国实现统一”“确保海外利益安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这三大目标均可得到实现。美国海军虽然因其实际掌控巴拿马运河而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东西两洋难以兼顾的问题，但是这种先天性的不利因素在全球政治重心从北大西洋转向西太平洋的实践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被放大的现象。中国作为国力快速提升的“全球性大国”，本身就是力量的源泉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焦点，其海权发展的模式与思路均会成为他国进行研究与效仿的对象，成为人类海权发展历史上的新参照与里程碑。

二、中国海权发展应超脱先天地理条件的束缚

有学者认为：“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需求在于主权需求而非霸权需求，这就决定了中国海权发展的有限性，决定了中国大战略的构建不可能选择使自己成为一个全方位的远洋海权国家，中国海权发展的性质不会超出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捍卫海洋主权的需求。因此，中国海权的有限发展绝不是以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为归宿和目的，中国所面临的来自陆地和海洋的多方向的多样性的安全压力决定了中国海权的有限性及其满足主权需求的性质。从现实而言，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根本无法建立美国式的全球海洋权力。”这里之所以长段地引用这个观点，是因其既有“理智性”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其“理智性”在于当时的作者看到了中美国家综合实力间的不同，能够审慎地看待这一重大战略发展问题。不过，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这种观点“局限性”的一面也逐渐暴露出来。所以，应站在新的视角之上对中国海权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权进而拥有全球水平的海权实力这一观点之所以能够站得住，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中国的陆海复合型地缘条件是暂时而非永久的，这取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实力对比以及交往态势。美国也同样拥有漫长的陆地边境线，其海岸线甚至还被分割为东、西两大部分，但仍旧被认定为海洋性国家，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加、美墨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以及这两对双边关系的长期高度稳固。

其次，打造远洋海军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强大的海权实力并不意味着对“霸权”的追求，国际性权力本身只是一种客观性力量存在，并不先天的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全球海洋秩序问题上拥有越来越大话语权的中国，并不会重蹈美国的覆辙，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政策。

最后，以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对后者的超越已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未来的综合国力领先美国，建设真正具有全球性作战能力的强大海权，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理想。

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海权建设的核心问题并不是有没有能力建设起一支超越或“不弱于”美海军实力水平的力量，或者是应不应该拥有这样一支力量，而是如何长远规划和具体使用这支力量，使之能够更好地为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做出有益的贡献。

三、中国海权发展的限度取决于对国家实力发展的预估

破除以美国海军发展水平作为中国海权发展上限的“天花板”，还有更为深刻的含义，那就是中国海权的“公益性”特征将会较之于美国而更为突出。中国共产党所长期坚持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政治理念，能够为全人类谋取更多幸福的力量，自然是越强大越好的。之所以国内学者普遍对中国海权发展的限度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其主要原因在于历史上的崛起国家往往会发生对海权发展的过度追求，导致建设速度过快而虚耗国力且招致外部力量因恐惧而对其进行压制的现象。在此问题上，裕仁天皇时期的日本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都未能避开这条历史“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本国的崛起势头被拦腰斩断。

中国与以往这些意图主要依靠发展军事力量而实现崛起的国家有所不同。在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之后，中国就一直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放在经济发展的领域。在综合国力，尤其是工业与科技实力快速提升基础之上获得了不断抬升的安全能力。通过对中国约40年来的各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国防支出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呈现出总体性下降的态势。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美国同期的70%以上，但2021年的国防预算经费却仅为13795.44亿元，而美国同年国防开支为7125亿美元，按照6.5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的汇率计算，仅占美国的三成左右。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并不谋求通过军事手段获取全球性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从客观上说明了中国的国防力量建设仍有较大的合理发展空间。

中国是较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尽管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制定了“双循环”的战略规划，着重加强了国内经济循环的力度，但是，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化生产是中国经济与社会获得全面发展的重要渠道。待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基本结束之后，中国大概率会再次向着外向型经济——“外循环”的发展趋势回归，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极有可能再度呈现较高的态势。因此，我们对包括自身海权发展在内的各项事业建设，做出较为乐观与大胆的预计是不为过的。所以，中国未来海权发展应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能够突破既有的发展水平限制并准确估计到可预期的未来，在确保海权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实现合理、同步增长的前提下，有计划、有目的进行适当的超前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