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防基点:逐渐形成国家近岸防御战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统一管理各地海军以维护国家主权、强化国家海防力量,组建一支全国性的人民海军已刻不容缓。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经过研究决定,由时任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的萧劲光担任即将组建的人民海军司令员。12月初,毛泽东临行去苏联访问之前在北京召见萧劲光,向其征求海军建设的意见。毛泽东去苏联访问后,多方接触和了解苏联军队的建设情况。1950年1月13日,毛泽东从莫斯科给刘少奇发来电报,提出:“可即任命萧劲光为海军司令。”15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出命令:“(一) 为了统一管理现有各地海军人员及舰艇,及建立人民海军,特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二) 现在大连创办之海军学校,及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今后即直接向萧劲光司令员报告工作。”随后在萧劲光等人的领导下,开始着手组建与编制海军领导机构。但关于海军是一个兵种还是一个军种的问题,很多人还有不同意见,为此毛泽东明确回答:“海军是一个军种,海军机关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应单独成立司令部。”根据中央指示,萧劲光与时任海军副政委刘道生商量,编制海军机构,并于1950年4月14日召开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海军领导机关成立不久,经中央批准,1950年6月22日海军成立临时党委,由萧劲光、刘道生、王宏坤、罗舜初、雷永通等组成,萧劲光为首任书记。人民海军党委的成立,实际上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军种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式成立,也宣告了近代以来中国有海无防历史的结束,揭开了中华民族扬起风帆、走入海洋、维护海权的新的一页。
海防战略作为一个国家海防思想确立的基本点,“是国家统筹海防建设与作战的方略,它从属于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军事战略,并在其指导之下,依据海防建设和海上战争的规律,对海防力量的建设发展、海洋领域的军事行动及相关行动进行总体谋划”。濒海各国为了维护自身的海洋权益和主权,都会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结合自身实力制定自己的国家海防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根据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实际,我国海防战略的立足点是肃清国民党在沿海岛屿的残余,突破美国军舰等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因此逐渐形成了符合当时国情需要的近岸防御战略。近岸防御是在本国海防力量较弱、工业水平较低、经济实力不强的情况下为反击外来侵略而实行的一种积极防御战略。在1950年召开的海军会议上,萧劲光司令员指出:“在三年之内,我们不可能建设大型的海军,只能建设一支现代化富于攻防力的精干的轻型的海军力量。”对此,中央军委是认可的。1951年,在海军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朱德指出:“中国过去不是没有海军,却没有真正的海防。今天我们有了人民的海军。它虽然建立不久,舰船不多,一切设备还不完善,许多事情还需要从头做起,但却担负着保卫海防的光荣任务。今天我们保卫国防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就是防守海岸线,保卫领海。”1951年10月,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严正声明:“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1953年12月,毛泽东又指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可以看出,新中国初期的海防战略是立足实际、收复沿海被占岛屿、防卫海岸线、捍卫领海主权、不主动侵犯他国的近岸防御战略。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之前,海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其装备不断完善,各兵种相继建立,综合作战能力、近岸近海保障能力明显提高,海防工程不断巩固,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能力也在战斗中不断提升,东南沿海国民党残余势力已基本肃清,所占岛屿除金门等外已基本收复,海军的使命也由沿岸防卫转为保卫近海,因此,近岸防御战略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人民海军的不断强大也逐渐趋于成熟。近岸防御并不是消极的防御,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性防御,毛泽东强调“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依靠我国有利的地形,特别是星罗棋布的岛屿,就可能把进攻的敌人主力歼灭在海岸和海上,不许敌人主力深入我国国土,并且还要在敌人发动进攻的基地上给以打击”。因此,我国的近岸防御是自卫性、后发制人的积极防御。20世纪70年代前中期,中美关系趋于缓和,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海上斗争也基本停息,美国海军舰队退出台湾海峡。这时期,人民海军也有了自己的核潜艇,装备有了突破性的更新,在积极的近岸防御战略指导下,我人民海军取得了西沙自卫反击战的胜利。1975年5月3日、23日,毛泽东对海军建设再次提出希望:“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么大”,“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为此,海军拟制了十年装备建设规划,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当时,刘华清在看到这一规划之后,向毛泽东、邓小平和海军领导写了《海军装备建设应注重质量提高水平》一文,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在此文中,刘华清提出海军作战“仍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诱敌深入,在近海歼敌为主,同时也要敌进我进,既要在近海,也一定要到远海敌后去打击歼灭敌人”,这可以说是为改革开放之后海军由近岸防御转为近海防御提供了前瞻性的意见。
二、海防之盾:建立一只强大的人民海军
海军是海防建设的核心,是争夺海权、控制海洋的重要战略力量。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曾说:“为了这个国家而缔造一支海军,如果它尚不具备抵达五湖四海的能力的话,至少能够清理通向自己的主要途径,而政府应该使其影响无所不在。”人民海军正是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下,在维护国家主权、清理我国通向海洋障碍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1953年2月19日至24日,毛泽东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海军作为维护国家领海主权完整的核心力量,是发展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的有力后盾。人民海军成立之后,就全力投入到突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海上军事封锁和挫败国民党台湾当局军事挑衅的斗争中。
为加快海军建设步伐,1950年8月,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萧劲光组织召开了海军决策会议,会上经过反复推敲,形成了新中国初期海军建设的方针:“从长远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于攻防力的、轻型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和发展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以发展鱼雷快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这一建设方针是根据当时具体国情和现实需要而提出的,为接下来几年的海军建设指明了方向,随后的中央文件简括为“空”“潜”“快”,即发展海上航空兵、潜艇、鱼雷快艇等。在此海军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国家把刚从苏联获得的3亿美元贷款中的近一半用于购买舰艇、舰炮等海军装备。
1952年4月,经毛泽东批准,海军航空部成立,6月在上海组建了海军航空兵第1师,由此人民海军有了第一支水鱼雷轰炸机部队,到50年代中后期已经初步形成了海空战斗力。与此同时,1953年6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六四协定”,并相继购得137艘军舰(半成品95艘),获得了相关军舰的技术资料。我国第一支驱逐舰部队就是由从苏联购买的4艘较为陈旧的驱逐舰组成的,直到60年代我国开始自己建造驱逐舰之前,这是海军中仅有的4艘驱逐舰。1968年我国开始建造第一艘051型导弹驱逐舰105号舰,1971年12月编入序列。为建立海上核威慑力量,1968年11月,我国第一艘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开工建造,1974年8月1日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命名为“长征1号”,代号091型,这极大提高了海军的战斗力,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总之,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一直是毛泽东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人的心愿,也是历经磨难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梦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不断反击外部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由弱小逐步走向强大。
三、海权之争:坚决捍卫国家领海主权
当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从海上打开之后,争夺以国家领海主权为核心的海权斗争一直都在激烈上演,但在这场斗争中,中国一直都处于被动状态,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权争夺才由被动逐渐转为主动。新中国成立后,为维护国家领海主权,打破外部势力的封锁,与美国及中国台湾的国民党争夺近海海权不仅是我国海防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促进国内政治稳定的题中之义。1949年12月,为打破西方列强对新生政权的封锁,也为了解决苏联在旅顺设有海军基地的历史遗留问题,毛泽东首访苏联,并在第二年初和苏联重新签订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以及大连的协定》,规定苏军从旅顺海军基地撤出而由中国政府接管。1958年苏联提出和中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以及联合建立一支潜艇舰队的建议,被毛泽东拒绝,中国在涉及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1958年9月4日,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讨论,并参照国际上一些濒海国家对本国领海的划线,我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在此领海及领空内,没有得到中国政府许可,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不得进入,这是自古以来我国第一次明确主权领海宽度,为维护国家主权、反击外国侵略和加强领海管理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人民海军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成为争夺海权、捍卫领海主权的中坚力量。1949年底到1952年,海军配合陆军,经过上百次战斗,肃清了国民党在浙江沿海一带的残余力量,为巩固新生政权做出了贡献。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舰队和国民党的军舰不时对大陆进行骚扰和封锁,为突破封锁并打破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幻想,人民海军先后进行了头门山海战、凤凰山海战、三门湾海战、菊花屿海战等,有效打击了国民党海军的嚣张气焰,积累了海上作战经验。1955年1月,华东军区陆海空三军联合发起了进攻江山岛的战役,经过激战,解放军完全占领该岛,这是人民解放军首次进行的陆海空协同作战,也说明人民海军作为一个军种已经形成了战斗力。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这场炮战前后持续近2个月,海军进行了3次海战,再次检验了人民海军的战斗力。20世纪60年代,从国际形势看,美国逐步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对中国近海的封锁有所放缓。1965年的“八·六”海战以及11月14日崇武海战的胜利,说明我人民海军对国民党海军完全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彻底改变了台湾海峡之前紧张的军事对峙形势。“文化大革命”期间,中苏关系在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变得更加紧张,这期间,南越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抓捕中国渔民、冲撞中国渔船,并公然宣布对南沙群岛中的南威等多个岛屿有管辖权。1974年初,南越宣布在西沙地区勘探石油。南越政权的公然挑衅,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主权,人民海军在1974年1月19日至20日打响了保卫西沙群岛的战斗,这是新中国海军第一次与外国海军进行作战,战斗取得了胜利,收复了被南越军队侵占的珊瑚岛、金银岛和甘泉岛,有力捍卫了国家的领海主权。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冷战的国际关系格局下,中国近海基本处在美国及中国台湾海军的严密封锁之下,紧张的海上军事斗争使捍卫国家领海主权完整、为发展海洋事业创造条件成为新中国海防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
四、海防保障:发展海洋运输业,建设“海上铁路”
海洋运输业是海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海权的外在延伸。传统中国的海洋运输业曾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明代郑和下南洋,不过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际,明清王朝从海洋退缩,割裂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近代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中国的海洋运输由于过去长期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以及列强的侵略,再加上近代中国机器工业发展的滞后,从而远远落后于西方。经过上百年的历史沉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的海洋运输业终于迎来了新的转机。1949年9月28日,国民党政府招商局的“海辽”轮驶入大连港,宣布归属新政府;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全体员工宣布起义,将艘轮船开回祖国,这为新中国的海洋运输业的兴起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为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新生政权的封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定维持香港现状,暂不收回,以便于发展转口海外贸易。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中央政府整修了一部分旧有的港口码头,修建了部分船只,沿海运输线也逐步恢复。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一方面,海洋运输业努力冲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封锁,沿海运输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远洋运输开始发展,其中中国和波兰建立的中波轮船公司在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期间有近17个国家和我国建立了通航贸易关系,远洋货运量到1956年达到了69万吨。不过这时,我国无论在货船吨位、贸易额、商品种类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1956年,中国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中国开始了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但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经验,在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从1957年反右运动后,国家在经济发展领域的指导思想上逐渐偏离了正轨而趋于“左”,这一直影响了将近20年。这期间,我国的海洋运输业、造船业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左”的干扰,但还是取得了巨大进步,为争夺属于新中国的海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假使敌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弹,我们也得还手,要打它。把它打垮,就要考虑追击,要修水上铁路(造军舰)。”为此,毛泽东提出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建设“海上铁路”的战略构想,为海洋运输业发展、海洋经济发展以及海军建设等指明了方向。建设“海上铁路”是毛泽东海军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它的立足点是在国家钢铁工业迅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立海上运输线,发展对外贸易,确保中国走向海洋,实现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上铁路”和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的建设“海上长城”战略相互呼应,指出了“既要反对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完整,又要走向世界,为国家和平利用海洋事业服务,它勾画了毛泽东建设强大海军的战略内涵,是毛泽东对强大海军最完整的叙述”。在建设“海上铁路”的战略指导下,1961年中国“光华”轮首航国外;1961年,成立了中国远洋运输公司,1965年由江南造船厂自行设计的万吨级货轮“东风”号建成交付使用,扩充了我国的远洋船队;1968年,我国南北实现通航;1969年,“红旗”轮胜利完成开通南北航线并直达欧洲的试航任务;1971年,毛泽东又亲自批准“红旗”轮开辟中国到智利的南美航线。如今我们的造船工业世界领先,我们的军舰和商船已走遍世界各地,毛泽东建设“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的伟大战略构想已经伴随着国家经济的腾飞逐渐变为现实。
文章来源:节选自《海权之路:新中国海防思想的形成与历史反思》原刊于《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李安峰,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