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就已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在近海的海洋活动十分频繁，海洋渔业、海洋航运、海洋贸易十分活跃。海洋贸易的发展，催生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即商船以中国东南沿海为起点，从南海穿越东南亚马六甲海峡，经过印度洋、阿拉伯海、红海，抵达非洲东海岸，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运往印度洋沿岸，再转运到地中海沿岸各国。
在秦代，中国已发明了帆船，用于海洋远航。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前221—前210年)曾派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乘船渡海，去蓬莱、方丈、赢州(今日本)三座神山寻找长生不老仙药，因寻药不得，遂留居当地。现在，日本和歌县等地多处都建有徐福墓。可见，2200年前中日海路已经大通。汉代十分重视海上对外贸易航路的开拓，曾多次派遣贸易船队经过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等国近海，到达印度洋东海岸，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唐朝开辟的航路从广州出发沿东南亚，穿过波斯湾、红海，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至东非沿岸，航行约1万4千多海里，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五代时期，中国商船开辟了经印度洋入红海，到达北非与东非的海上交通线。至此，海上丝绸之路全面超越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当时中国同海外各国开展贸易的主要交通线。宋元时期，指南针运用于航海，使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荣，中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
明代前期永乐帝和宣德帝对远航行动的大力支持，成就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但郑和下西洋与西欧大航海存在着诸多差异。从规模来看，哥伦布、麦哲伦的航海只是少量小型船只的探险活动，而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舰队七次远航，每一次具体的船只和人数虽各不相同，但至少都有60余艘主船、百余艘各式海船、27000名左右将士。郑和船队浩浩荡荡从东海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最终到达过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航行了近半个地球。不论从船队规模，还是航行距离来说，都可以称得上前无古人的壮举，在古代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留下了最绚烂的一笔。从目的来看，欧洲航海是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开拓海外市场、掠夺资源，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明代的封建制度十分完备，导致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中国难以开花结果。郑和下西洋的主旨是宣扬国威而非拓展世界市场，对待朝贡的国家更是采取“薄来厚往”的贡赐形式，建立友好关系，从而也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沿海各国。正如习近平所言，“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
事实上，明朝中后期至清代中期，均采取了海禁政策，其实质无异于闭关锁国，其结果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际，中国仍滞留于封建社会，与发展机遇失之交臂，开始成为世界上落伍的大国。即是说，中国的落后并非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15、16世纪就初露端倪。
也是在西欧大航海之后，西方的殖民主义者，最早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便开始借助海洋来到中国。其中，荷兰还在1624年武力侵占了中国台湾。但当时中国还是世界上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葡、西、荷等国国力与中国比仍有限，所以尽管这一批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了威胁，但未能撼动清王朝的根基。进入18世纪后，西欧兴起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脱颖而出，以炮舰为后盾，以商品为先导，开始向世界所有落后地区发动了剑与火的征服与掠夺，中国也未能幸免。19世纪世界迈入了海洋时代，欧美各国及后起的日本以商业殖民、传教、炮舰武力等多重手段，通过海洋向世界所有地区进行征服与掠夺，闭关锁国的中国进一步惨遭西方列强的欺凌。据统计，1840—1919年，日、英、法、美、俄、德等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470余次，出动舰艇1860次。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海上入侵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在西方列强炮舰的威胁下，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了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国家。在此期间，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海洋，开始强调海防的重要性。于是，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得以在清朝末年组建。至1881年，加上从英国购入的2艘快船、6艘跑船，再加上先后调进沪、闽两厂的5艘船，北洋水师共有13艘船，已初具规模。但此后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因清政府忽视海防，北洋水师没有添置一舰一炮，这成为甲午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终，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国家主权严重受损，国土日益锐减，受尽屈辱，从世界泱泱大国变成了人见人欺的“东亚病夫”。
民国初期，孙中山在日本期间深受海权论的影响，主张建立海权。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之后，海军部成为直属大总统的九部之一。1913年，民国海军组编为三个舰队，总计拥有舰艇42艘。1929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海军部，把下辖的舰队整编为四个舰队，分别负责长江流域、东海海域、渤海海域和黄海海域、广东省沿海和珠江流域的海防任务。但国力衰弱的民国政府也无力保持稳定和足够的海防投入，因此近代以来中国“有海无防”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变，这给后来的抗日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1937年七七事变时，日本海军已成为东方的海洋强国，拥有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总吨位达110余万吨的庞大舰队，而当时中国海军所有舰艇总吨位仅有几万吨。七七抗战爆发后，日本海军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中国海军，取得了中国近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控制并封锁了中国沿海、沿江区域，协助日本陆军开展大规模登陆作战，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大片国土。可见，海权的缺失导致我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教训之惨痛难以言表。正如2014年6月27日习近平在接见第五次全国边海防工作会议代表时所指出的，“一提到边海防，就不禁想起了中国近代史。那个时候，中国积贫积弱，处于任人宰割的地步，外敌从我国陆地和海上入侵大大小小数百次，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这一段屈辱历史，我们要永志不忘”。
新中国成立后，海洋事业与国家整体事业同步发展，也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转变。建国前后，毛泽东对新中国的自身情况和外部安全环境做出了重要的判断。毛泽东表示“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现在我们的海军还不够强大”;“要看好我们国家的东、南大门”;“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中，毛泽东指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能够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正式成立，标志着新中国海军的诞生。之后，毛泽东又把目光聚焦于如何建设“强大的海军队伍”。1949年8月，毛泽东召见华东军区海军相关人员商讨海军建设事宜，强调“我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1950年元旦，毛泽东为《人民海军报》创刊号题词：“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1952年2月，毛泽东与海军领导人一起探讨海军领导机关设置、装备发展、部队建设等问题。1953年2月，毛主席搭乘海军舰艇巡阅长江沿线，他先后为“长江”“洛阳”“南昌”等军舰亲笔题词5次，都表达了一个核心意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下，1955年到1960年间海军东海、南海、北海三个舰队陆续建成，中国的海防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除了建成一只强大的海军队伍外，新中国也注重建构海洋产业。1949年的《共同纲领》指出“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明确对渔业经济发展提出要求。到1953年，海产的比例已超水产品总量的2/3。海洋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重视。1953年以前，“内河只有很少的古老的轮船，几乎完全没有远洋的运输”,但短短一年的时间中国已与17个国家通航。海洋运输业的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与设备的支撑，因此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港口建设、船舶制造等产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海洋盐业也作为建国初期海洋产业的其中一大支柱产业得到了重点关注。
在建设海防力量、恢复海洋产业的同时，新中国也着手成立了专门机构管理海洋事务。1964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式向中共提交成立国家海洋局的报告。同年7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批准决议，海洋局得以成立。同时交通部、农业部、轻工业部等部门也把海上交通运输、海上渔业行业管理、海上盐业等纳入管理工作，初步构成中国的海洋事业管理体系。
以上可见，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加强海防能力、构建海洋产业、设立涉海事务管理部门这三大措施，中国的海洋事业“站了起来”,不仅初步具备了防卫国家海洋安全的军事力量，还为进一步经略海洋、发展海洋事业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指导下，中国对外全面开放，海洋事业和国家整体事业一起迎来了“富起来”的新时期。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当前世界各国争相把科技重点、经济发展的重点、威慑战略的重点转向海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中国要富强，必须面向世界，必须走向海洋”。邓小平的这段话指明了我国海洋发展的三大任务：一是发展海洋经济，二是发展海洋科技，三是加强海上安全。在海军建设方面邓小平提出，“我们的海军应是近海作战，是防御性的”,但“防御应当是积极的防御，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在海洋领土争端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把合作开发海洋资源放到首位，不仅为我国的海洋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也探索出一条我国与其他周边沿海国家开展海洋合作的道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生产布局初具雏形，海洋与内陆联动、东部沿海经济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格局已经成型。
1991年1月，全国海洋工作会议指出“海洋开发时代”即将到来。“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九十年代我国海洋政策和工作纲要》,提出20世纪90年代海洋工作要以开发利用海洋、发展海洋经济为中心，围绕权益、资源、环境和防灾减灾来展开，在2000年使海洋产值占到国民生产总值3%的目标。”同年，在国家计委的委托下，《全国海洋开发规划》编制工作开始全面铺开。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1995年，在国务院的授权下，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海洋局联合颁发了《全国海洋开发规划》,这是我国发布的第一个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海洋规划。同年10月，江泽民在青岛进行考察时，提出了“开发和利用海洋将对我国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指示。“1997年，中国的海洋渔业、海盐和盐化工业以及海洋运输业、造船业、油气业和旅游业等主要海洋产业的总产值达3000多亿元，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1998年5月28日中国政府首次发表关于海洋方面的白皮书——《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沿海大国，国民经济要持续发展，必须把海洋的开发和保护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要求“实施海洋开发”。同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全国海洋功能区划》,沿海省、市、县三级海洋功能区划工作也正式展开。2003年国务院印发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纲要》,全国海洋规划办公室也正式成立，沿海海洋经济统筹协调工作全面开展。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大力“发展海洋产业”。2008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共同编制《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国务院予以批复，海洋事业得到全方面的统筹规划。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和任务，及时将我国的海洋发展战略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由于国家对海洋的重视，我国一系列海洋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的声明》(1998)等等，从法律上为我国维护海洋权益提供保障。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海洋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我国海军力量的增长、海洋经济的繁荣、海洋科技的进步、海洋合作的加强、海洋环境的改善等，都达到新的高度，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习近平海洋发展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又迈开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步伐，迎来了海洋强国的新时期，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习近平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陆地与海洋两个方面，顺应世界海洋史、中国海洋史的发展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总目标、两个原则、两大任务、一个基本路径”的海洋强国思想，已形成为系统完整的新时代海洋发展观。这是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屋建瓴进行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是大时代、大格局、大战略、大智慧的体现，是我国实现海洋强国，进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也是引领世界海洋事业发展、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
文章来源：节选自《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观的历史视角》，原刊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胡德坤，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理事长、首席专家；晋玉，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