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渔业是海洋渔业最具潜力的发展领域，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我国具有发展深蓝渔业的良好基础，今后应充分发挥我国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大国和地域海域广阔的优势，以科技创新、模式创新和公共服务创新等为重要抓手，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深蓝渔业的“中国模式”，实现深蓝渔业的高质量发展，引领全球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从深蓝渔业的构成部分来看，远洋渔业发展已较为成熟；极地渔业发展空间较大，其发展主要依赖技术装备进步与国际渔业合作；深远海养殖增长空间最大，需要做的政策选择多。
一、发挥大国优势，构建深远海养殖区域化特色发展路径
作为海洋大国，我国海岸线漫长，南北跨度大，不同省区市具有不同的海域自然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基础，应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深远海养殖发展路径。黄渤海区域资源条件优越，海洋牧场建设发达，可依托海洋牧场建设，将深远海养殖作为海洋牧场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综合开发降低养殖环境影响和生产经营成本。可充分利用独有的黄海冷水团资源，加快推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建设，大力发展规模化高品质鲑鳟类冷水鱼养殖。东海区域，发挥福建、浙江等民营深远海养殖主体发达、经营机制灵活、探索精神强的优势以及海域、品种优势，大力发展大黄鱼、鲍鱼等深远海养殖，加快推进各种新型深远海网箱、围栏等新型装备研发，探索安全可靠、更具经济性的养殖模式。南海区域海域面积最大，台风风暴潮等灾害发生频次高，应大力加强抗台风深远海养殖装备研发，探索装备安全性与经济性的平衡点，并充分利用波浪能、温盐差能、风能等海洋新能源，依托数目庞大的岛礁开展深远海养殖。我国海水温度季节、区域间变化大，可采用养殖工船、动力船型网箱等装备发展巡弋式养殖，随季节变化在大地理尺度上变换养殖海域，使水文条件保持在养殖生物最适宜范围内，由此可大大缩短养殖周期，降低养殖成本。
二、发挥体制优势，打造规模化深远海养殖技术经济新模式
作为工业化生产模式，深远海养殖具有“小干大困难、大干小困难”的规模经济特点。我国深远海养殖尚处于发展初期，示范效应尚未充分显现，敢于进入深远海的企业不多，多数项目规模小，不具有技术经济优势。对此，要发挥我国国资与民资相结合的体制优势，探索深远海养殖品种、技术、规模、效益等的优化组合模式，加快实现规模经济。一是围绕适养品种完善养殖技术和模式。针对深远海养殖关键核心技术与管理模式，开展产业技术创新探索，着重开展重点深远海养殖鱼种的养成技术、陆海接力养殖技术、重点鱼种的病害检测和疫情防控技术、新型深远海养殖装备运营管理模式等的实践探索。二是开展技术经济效益核算。利用已有各类深远海网箱养殖项目的投入产出数据，对深远海养殖技术经济特征进行分析、比较和推算，筛选识别最具经济价值的养殖模式，实现规模化推广复制。三是加快配套产业培育。随养殖规模的扩大，应加强种苗、饲料、冷链物流、加工、销售、旅游等关联产业的系统规划以及重点项目培育，尽快构建完善的深远海养殖产业体系。四是积极发挥国企融资成本低、执行力强的优势，以国企为主实施大型养殖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发挥民营企业经营灵活的优势，鼓励民企以租赁装备方式、建设多样化中小型装备方式等开展深远海养殖。推动国企与民企联合投资，加快实现规模经济。
三、发挥种源与生物科技优势，突破深远海养殖种苗繁育
深远海养殖生产活动远离陆地，环境恶劣，经营成本明显高于近海养殖。因此，能否筛选培育出具有与近海养殖鱼类产品有稳固市场分隔且具有高价值的养殖鱼种，并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是深远海养殖业成功的关键。我国海岸线漫长，海域空间多样，海洋水文气象要素的差异大，季节变化大，海洋鱼类的物种多样性强，适宜作为原良种繁育基地的地域海域广，因此具有良好的种源优势作为深远海养殖鱼种筛选培育的基础。
当前，我国深远海养殖业正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初创至快速发展期，深远海养殖鱼种的筛选培育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充分发掘利用我国沿海各地优越的水产种质资源，开展海水养殖优良品种和新品种联合创新攻关。通过引导重点水产种业企业与科研院所、高校联合，集聚国内水产种质资源创新创制领军团队和人才，综合运用传统育种和现代分子育种技术，集中力量针对鱼、贝、藻等有良好市场前景的潜力品种进行科技攻关，突破水产优良新品种的引进、选育、规模化繁育等方面关键技术瓶颈，摆脱对国外鱼卵和种苗的依赖。重点培育改良大黄鱼、金鲳鱼、军曹鱼、许氏平鮋、花鲈、鰤鱼、石斑鱼、绿鳍马面鲀、黑头鱼等本土深远海养殖优良品种。同时发挥我国丰富多样的地域水域资源，在引进的基础上自主培育大西洋鲑、虹鳟、硬头鳟等非本土品种，形成一批抗逆性强、性状稳定、适应性好、品质优的深远海养殖品种，并同步建立起以国家、省级水产原良种场和水产种业领军企业为龙头，以规模化苗种繁育场为基础的“育—繁—推”一体化深远海养殖种苗研发生产推广体系。
四、发挥制造业与工业技术优势，突破深蓝渔业关键技术装备
技术装备是深蓝渔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国拥有门类齐全、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制造业体系，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业研发体系，应发挥产业与科技协同优势，构建深蓝渔业技术装备研发创新和制造体系，应从以下方面大力强化深蓝渔业技术装备研发制造。
一是大力开展深远海养殖技术装备研发。瞄准国际科技发展前沿跨越式发展，适应绿色高效、大型化、智能化发展要求，开展新型养殖工船、封闭式养殖平台、海上立体养殖设施等大型化、信息化深远海养殖装备的研发生产，以及相配套的高效环境控制系统、智能集中控制系统、自动化运维系统、高效一体化渔获物加工系统等的研发设计，推动我国成为全球重要的深远海养殖装备制造基地。支持相关海工企业持续推进对现有各类养殖网箱的技术革新以及国外技术引进，提高装备自动化水平及可靠性和经济性。
二是持续提升远洋极地作业渔船研发建造能力。开展大洋极地作业现代化专业渔船研发，建立渔船数字化研发平台，提升大型渔船功能、结构、水动力学等基础性研究，提升大型远洋渔船捕捞装备与船载加工装备的专用化、自动化水平，加强信息化融合，提高渔船操控作业的集成化水平，自主开发大型远洋拖网渔船、南极磷虾捕捞加工船、金枪鱼围网渔船、鱿鱼钓渔船等专业船型，推动形成我国现代化大型渔船自主研发与建造能力。
三是以深蓝渔业各类实践应用场景为需求牵引，突破新一代海洋水质、环境、生物传感器关键技术，开展数字化多参数水质传感器、水下声学探测装备以及水下立体视觉装备产品研发，形成适用于移动或固定平台使用的系列水下声、光、电传感器产品体系，以支撑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的深远海养殖与远洋捕捞所需的精准化鱼群探测预报，针对“卡脖子”关键技术，通过设立重点研发专项加以突破。
五、发挥政策优势，构建深蓝渔业公共服务体系
深蓝渔业是海洋渔业向深海大洋的空间拓展，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更高。深远海养殖方面，我国重点海域的环境参数及其季节变化特征普遍尚不明确，网箱养殖的环境影响尚未进行系统化测定，相关公共服务基础薄弱。远洋捕捞方面，全球远洋渔业资源的季节性分布规律和作业区域精细化海洋水文气象保障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为此，应发挥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灵活、综合协调性强、政策工具选择多的优势，逐步构建深蓝渔业公共服务体系。现阶段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组织科研院所及有关企业，对重点开发海域的温度、盐度、海流、溶解氧、酸碱度、初级生产力等海洋物理和生物地球化学参数进行科学测度，制作高分辨率的海域系统模型。以试验性项目为基础和平台，对养殖排放残饵、氨氮、磷等污染物的总量、排放路径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进行监测。基于上述基础性工作，组织专家测算养殖容量，确定最优养殖量，编制深远海养殖发展规划和绿色养殖操作规范，作为开展海洋行政管理的重要依据。
二是加强5G、北斗、海洋卫星、气象卫星等新型技术手段在远洋渔业资源勘探、通信和气象保障领域的应用。在开展全球性渔业资源科学调查基础上，开展常规性生产性调查，建立覆盖全球海洋主要渔业资源的监测与评估体系，建立覆盖全球主要渔区的精细化海洋水文、气象预测预报与监控体系，建立全球海洋渔业资源及水文气象信息数据库，并基于此开发信息公共产品，服务深蓝渔业企业。
三是针对当前深远海养殖企业投保困难的实际情况，根据其经营特点，以深远海养殖装备设施、深远海养殖生物存量等为重点，探索建立政策性保险体系，并探索将深远海养殖保险纳入渔业互保的可行性和有效路径。
六、发挥海丝优势，开展深蓝渔业国际合作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合作战略构想提出以来，我国与共建国家各项合作不断加深，经济技术合作日益密切，为深蓝渔业合作奠定了基础。可将深蓝渔业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产业合作的重要载体，分区域选择重点合作伙伴和产业项目，拓展深化渔业产业合作。就深蓝渔业整体而言，应当跟踪研究相关国际公约与组织、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以及重点国家和地区等在全球海洋渔业治理方面的实践与进展，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事务，提出国际渔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渔业治理秩序。
针对远洋与极地捕捞渔业，加强渔业外交与国际渔业合作，创建互惠互利的商业性勘探体制机制，在巩固传统渔场的基础上积极开辟新的渔场，拓展渔业资源份额，构建远洋渔业资源开发的新模式，增强我国在参与全球渔业资源管理与开发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针对深远海养殖业，可以东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南欧为重点，推进深远海养殖合作。东北亚地区主要依托“冰上丝绸之路”南段建设，与俄罗斯、朝鲜等国共建冷水鱼养殖基地，开展大西洋鲑、裸盖鱼等养殖。东南亚和大洋洲主要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等热带岛屿国家开展金枪鱼等热带鱼类养殖。南欧地区主要依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希腊、意大利等国合作，利用地中海深层冷水团开展冷水鱼养殖。开展深远海养殖国际合作，应积极探索合作的新模式、新路径。如按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有关要求，研究渤黄海—日本海洄游式养殖高价值冷水鱼类的可行性，在分析日本海深远海养殖相关资源环境、产业、技术、基础设施等相关问题基础上，对与俄罗斯、朝鲜等国家合作开展深远海养殖的可行性进行研判，合作建立可行的运营模式。
七、发挥基础科研优势，积极应对气候环境变化
随着我国基础科研能力不断增强，我国在海洋物理、海洋生命科学、海洋渔业、海洋信息、海洋气象等领域的研究已经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基于我国深蓝渔业发展现状，目前应在三个方面加强对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应对工作。一是加强气候和环境变化对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影响的科学研究。着重通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等基础科研项目，强化对我国近岸海域、远洋渔业作业海域、南极海域等深蓝渔业所涉及的重点海域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二是加强深蓝渔业海洋环境监测系统研究和建设。深蓝渔业所涉及的海域广大，需要对于大尺度的海洋环境变化（如厄尔尼诺现象、赤潮绿潮等）实现提前感知和有效预测。通过各级政府和养殖企业、捕捞企业、科研院所等不同主体建设不同地域尺度的海洋观测系统，并整合为集成联网的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立大数据库并实现观测数据的开放共享，为深蓝渔业的科学研究、监测预警和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当前阶段，还需要重点加强对日本核废水排海对海洋环境影响的系统化监测。三是加大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深蓝渔业技术装备研发支持力度，包括观测监测技术装备，预测预警信息模型等，突破海洋大数据分析挖掘以及数值预报的关键技术，开发海洋物联网、智慧海洋及海洋预测预报模型等技术产品与基于海洋大数据的信息产品等，通过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来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文章来源：节选自《海洋强国视域下我国深蓝渔业发展路径研究》，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梁铄，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韩立民，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管理学院二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