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海洋文化的确具有一些独特的优点，例如，更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创新的出现和社会的变革，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海洋文化是近代以来英美发展霸权的主要原因。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是13世纪的《大宪章》，这远远早于其海上力量的崛起和海上霸权的确立。同样是海洋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都没有形成全球性的霸权。因此，对于海洋文化的重要性不宜评价过高，而应该认识到海洋文明的本质是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同时，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都是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兼备的，积极因素在一些条件下容易转变为消极因素，因为当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强大的海洋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优势去主导国际体系。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我们既要充分认识海洋文化的积极因素，也要警惕海洋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传统的海洋文明是海上贸易、殖民统治和大国争霸的混合体，与海洋文化中所具备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是对应的。英国等西方国家往往通过战争和殖民统治的方式打开亚非拉国家的市场，这些战争和殖民统治往往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例如鸦片贸易、奴隶贸易。“1500年，欧洲拥有世界上14%的人口，控制世界7%的陆地面积；1800年，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8%，控制的陆地面积占35%；到了1914年，人口超过世界总人口的30%，控制了世界陆地面积的84%。”大量的金银从亚非拉地区流向西班牙、葡萄牙等海上殖民强国。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又控制了丰富的银矿，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和白银大部分被送回本国。这无疑是一个赤裸裸的以强凌弱的掠夺过程。正因为如此，在十九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大国对领土和殖民地的争夺仍然非常激烈。大国的海上争霸和全球争霸仍然存在。德皇威廉二世宣称：“没有一支能够发动攻势的舰队，德国就不可能发展世界贸易、世界工业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公海捕鱼、世界交往和殖民地。”即便是英国，那些位于全球海上交通要道的殖民据点以及作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的印度，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殖民体系、大国争霸无疑是传统海洋文明中应该被抛弃的部分。
相比传统的大陆帝国之间的领土扩张，海洋扩张本质上是工商业的全球扩张和建立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就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言：“帝国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财富的相对稳定性。由于没有突出的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率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经济和财富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土地的可获得性和人与土地的比率。由于这一原因，一国财富和力量增长的主要作用在于控制可以生产经济盈余的领土。除了有限和断断续续的真正的经济增长，国际关系的动力都是由领土的不断分配与再分配以及掠取奴隶（或驯服的农民）去耕种土地所提供的。因此，当农业还是财富与权力的基础时，财富与权力的增长几乎与掠夺领土是同义语。”也就是说，虽然土地分配仍然是近代以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但国际秩序中更重要的部分是争夺世界市场的优势。海洋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大通道，大国无需占有海洋，只需要能够自由地利用这些通道即可，当然，如果大国能够凭借其技术优势自由开发海洋资源，那么就更不需要去“圈地”了。
基于海上贸易的开放国际经济体系的建立，塑造了今天各国经济高度依存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而贸易国家的形成，减轻了土地和人口在国家财富中的重要性，国家无需再为无限制扩张领土而发动战争，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国争霸、领土扩张的做法已经过时了。这是我们在探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时需要了解的第一个现实基础。
海洋无边无际、无法被完全占领和瓜分的特点，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第二个现实基础。正是因为海洋无边无际，所以人们更多是利用海洋作为一个大通道进行贸易，而无法将其完全垄断独有。地球上海洋表面积约为3.6亿平方公里，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1%，其中公海面积约为2.3亿平方公里。作为传统农耕文化的一部分，一些国家的确存在过“耕海”、圈地的思路，将近海的一部分土地圈起来发展海洋种植业、渔业等，但总的来说，没有哪个强国能完全控制海洋，这样做的成本是不可接受的。对于海洋强国来说，它们更关注的是一种有利于它们进行资源分配的国际海洋秩序，例如公海上的捕捞自由、航行自由等，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利用海洋资源，而不是对海洋进行瓜分。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价值来看，海洋最重要的价值仍然是作为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大通道，而不是其丰富的鱼类资源或者海底矿产资源（毕竟这些资源开发的成本短期内仍然过高）。即便英国海军曾经拥有过海上霸权，但它也只能控制一些关键性的海上通道，而不可能对海洋进行全面的控制。在没有国家能将全球海洋完全作为自留地的情况下，海洋就必然是一个全球性的公用地，其保护和开发利用都受到许多国家的影响，尤其是公海属于人类的共同财产。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类利用海洋能力的提升，使得与海洋有关的全球公共问题增多，这些公共问题的发展态势会影响到大量的国家，各国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应该共同努力解决问题。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水里面吸收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海水酸化，对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例如影响到许多海洋生物的卵的发育，以及贝类、甲壳类和珊瑚类海洋生物的外壳发育。气候变暖也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一些海岛国家面临生存危机。除了海洋环境保护以外，对海洋资源的过度捕捞、海上跨国犯罪的增长、海上难民的搜救等，都是各国面临的全球公共问题。举例来说，全球海运的便利性使海上难民问题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全球公共问题。“海上难民不必然是相对熟悉的‘邻居’，他们可能经历过长途的公海航行，比如从中东到澳大利亚。”“世界上所有地方的绝望的人一直以来都冒着生命风险，乘坐不适航的船舶和其他运输工具……这常常意味着把他们自己的命运置于道德沦丧的走私罪犯手中。在旅途中，许多人除了危险的旅行条件外，还面临着剥削、虐待和暴力。”一些国家出于利益考虑，采取的是“外部化”的海上拦截策略，这导致人口贩卖集团寻求更加危险的人口走私路线，延长难民的海上漂流时间，导致海上难民的死亡率远高于陆地难民。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一方面合理划分搜救责任区，另一方面消除难民产生的根源。在交通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各国想要独善其身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充分发挥海洋在促进人文交流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才能有安全、绿色、繁荣的海洋大环境。
文章来源：节选自《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与新的海洋文明》，原刊于《人民论坛》2023年第20期
作者：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