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权是中国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与后盾。中国海权功能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有机结合，不仅使中国海权建设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多认同与支持，更有助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一是军事功能的运用。中国海权军事功能的运用主要由中国海军来实施。近年来，中国海军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已经基本完成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型。在战时，中国海军可以遂行夺取海上制空权、夺取制海权、保卫海上交通、两栖登陆、对陆地纵深目标进行打击、反潜、反水雷等作战任务，在和平年代可以通过演习等方式对潜在对手实施威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弹道导弹核潜艇是二次核打击力量的主要载体。中国周边的海洋地理环境使包括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内的水下舰队在战时的战场生存能力堪忧，只有在强大的水面舰艇编队（以航母为代表的大型海上作战平台为核心）的掩护下，核潜艇才能安全驶出不利于其隐蔽和机动的浅海区，进入安全的公海大洋，充分发挥其核威慑与核打击的威力。以上种种都是海权军事功能运用的方式。而军事功能的成功运用不仅可以实现海洋领域的和平，还能制止某些不负责任的国家通过海洋使用暴力达成其目标或者在解决海洋事务问题上以武力相威胁。可以说，没有军事功能的成功运用，海洋领域将充满摩擦，甚至是武装冲突，“海洋命运共同体”存在的基础将因此受到严重威胁——海洋环境如果处于“丛林法则”支配下，是无法成为命运共同体的。
二是政治功能的运用。中国可以借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机会改造当今世界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愿意或者无力继续提供足够的海上安全保障、海洋航道测量、海上通信保障等海上公共产品，海上公共产品因此出现短缺。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中国有必要在此框架下加强海洋公共产品的提供力度，从而使现行国际海洋秩序更加公平合理。而这种提供力度的加强，恰恰是海权政治功能的成功运用。
三是经济功能的运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的贸易格局发生了突变，海洋成为国际贸易最主要的交流通道。从这一点来说，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海权具有天然的经济功能。当前人类正处于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前夕，作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中国需要海洋这个交流通道与其他国家加强沟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对于这种沟通具有非常积极的重大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洋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有带动各国发展海洋经济，并利用海洋这个经济全球化载体促进各国合作的意愿，因此海权的经济功能能否成功运用对“海洋命运共同体”来说意义重大。
四是法律功能的运用。大凡关于现代海洋争端的话题，几乎肯定都要提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于1982年通过，1994年开始实施。而在此之前，与之地位、作用类此的是1958年《公约》——准确地讲，主要包括《日内瓦公海公约》和《日内瓦领海和毗邻区公约》两份公约（除此之外，同时签订的还有《捕鱼和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以及《大陆架公约》）。国际海洋法是维护和调整国际海洋秩序的重要手段与工具，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国际海洋秩序的调整，因此海权的法律功能的运用与“海洋命运共同体”密不可分。
五是外交功能的运用。海权的外交功能主要是通过海军这个国际性军种来实现的。海军战略运用实践表明，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支持国家外交斗争的行动中，海军外交的地位突出、手段多重、作用特殊，是国家在海洋方向建立、巩固和加强国际联系，维护、捍卫和拓展国家利益有效的战略手段。“海洋命运共同体”中包括各个国家，如何在海洋事务中协调各国关系，就需要通过海权的外交功能来沟通。通过海军外交，各国可以提高信任水平，并在至关重要的海洋安全领域逐步开展合作，并将这种合作扩展到其它领域。
六是警察功能的运用。海权的警察功能很大程度体现在对海洋安全的维护方面，尤其是应对海洋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例如，中国于2008年开始向亚丁湾派遣反海盗护航舰队，维护国际航道安全；2010年始派医院船到印度洋和加勒比海提供无偿医疗援助；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派护卫舰从利比亚港口护送华人华侨撤离；2013年菲律宾遭飓风袭击时，派医院船前往救灾支援；2014年联合国在海上处理叙利亚化学武器，派护卫舰进行警戒；马航MH370飞机失联后，派舰船前往印度洋协助搜索；2015年护航编队赴也门撤侨。此外，海军冲出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南海实施演训已司空见惯，海警船到东海、南海巡逻也成常态，中国力量在海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并且在维护钓鱼岛主权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述行动是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警察功能发挥与运用的经典案例。而这种运用本身也是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框架下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七是科技功能的运用。在海权的诸多功能中，科技功能的运用越来越普遍。其中，中国利用“蛟龙号”深潜器进行的科学考察就是对海权科技功能运用的典型范例。据报道，中国目前正在研制新型无人潜航器。这些科考活动带回大量的宝贵数据，对我国的海洋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这些数据对人类更好地了解海洋、保护海洋具有重大意义。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各国可以在这些领域展开合作。
八是文化功能的运用。文化生来是与价值理念密切相关的。对于海权文化功能的运用包括加大海权文化宣传力度，把海权教育列入大、中、小学教育课程，普及南海诸岛等的历史知识，不仅如此，对海权的文化功能的运用还可以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向世界各国传输中国的海洋观念，使“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广泛传播，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权的文化功能成功运用的价值不仅在于使国内发展海权形成统一认识，还在于使中国发展海权在国际体系中具有合法性。这一点在美国将中国锁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无端怀疑中国发展海权意图的当下具有特殊意义。
文章来源：节选自《“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视野下的当代中国海权功能》，原刊于《世界地理研究》2023年第4期
作者：杨震，上海政法学院副研究员，上海市“一带一路”安全合作与中国海外利益保护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蔡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