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为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以下简称《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BBNJ或《协定》）》谈判和最终达成一致发挥重要作用并非孤例，在其他全球治理的事务领域，“全球南方”也展现出了越发主动的姿态，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成果。可以预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全球南方”的崛起将有力地推进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
“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中的崛起，体现在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增强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提升。“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意愿的增强，主要是由于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不能满足快速崛起的“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公平公正参与其中的需要，具体体现便是对国际新秩序和全球治理新安排的畅想和呼吁。早在201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就聚焦于“全球南方”的崛起及其对重塑全球治理体制的需要。报告认为，许多全球性机制不能匹配南方国家崛起带来的世界格局剧变，呼吁建立一个在国家层面上由“负责任主权国家”推动的更加“一致的多元化”的全球治理体系。此外，“全球南方”对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共同利益的要求也有延续性，是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的进一步延伸和深化。
伴随参与意愿增长的还有“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按购买力平价估值计算，155个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2022年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已达58.3%。据欧洲专利局发布的《2022专利指数》，中国是2022年专利申请数量居全球第四位，也是申请数量前20位的国家中增幅最高的国家，共申请19041项专利，同比增长15.1%，占申请总量9.8%。可以说，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快速追赶是“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和前提,现在的“全球南方”国家不但有能力拒绝北方国家的要求，而且有能力就国际秩序的未来提出自己的愿景并为之奋斗。
身份认同的加强结合国家实力的综合增强，使得“全球南方”国家在近年来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不断突破传统议题领域的限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南方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低位政治领域，比如海洋治理、环境治理等领域。在传统安全、金融等美西方主导的议题领域，南方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权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这一现象在近年来正在发生显著的改变。
在传统安全问题上，“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正在扩大。以乌克兰危机为例，“全球南方”国家虽然面临美欧的施压，但并未跟随美欧的脚步，而是展现出独立自主的姿态。“全球南方”国家没有一边倒地对俄进行谴责，也反对实施极限制裁。同时，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土耳其、沙特等国，还主动斡旋创造新的政治空间来帮助解决乌克兰危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例如，沙特于2023年8月5日在吉达市召开了首个由非西方国家主办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邀请中国、美国、印度、巴西、南非等42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参会，这体现出以沙特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传统安全事务上的影响力的提升和战略自主性的增强。
在经贸金融领域，“全球南方”越来越能发挥引领性作用，在创制金融规则和改革治理机制方面不断突破。中国政府提出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响应。以金砖国家为首的金砖机制也成为“全球南方”推动久受诟病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抓手，2023年3月，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任命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为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金砖银行）行长，并在4月访华时出席其宣誓就职仪式。8月，南非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南非邀请了67位非洲国家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领导人出席“金砖—非洲”会议和“金砖+”对话会。峰会期间，南非亚洲及金砖事务特使苏克拉尔表示，已有十多个国家正式致函申请成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正式成员。“金砖+”机制扩容浪潮展现了“全球南方”共同推动金融经贸领域的全球治理改革的能力和决心。在2023年9月举行的“77国集团和中国”峰会上，134个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布《哈瓦那宣言》，倡议改革当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轮值主席国古巴的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更是明确指出：“此前北方国家一直按照其自身利益来组织世界，现在应该由南方国家来改变游戏规则。”
此外，越来越多的地区大国有了“全球南方”的担当意识，这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出更具建设性和引领性的作用。例如，印度和巴西等国积极投身于“全球南方”的领导者形象塑造，试图引领“全球南方”合作的新浪潮。2023年1月，印度邀请了125个国家在线上召开了“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埃及在气候治理领域，也展现出领导“全球南方”的潜力。2022年11月，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上，巴巴多斯领导人米娅·莫特利（Mia Mottley）牵头发起“布里奇顿倡议”，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需求提供资金，倡议推动发达国家在会议上承认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历史上对气候变化影响甚微的非洲和亚洲国家，“这一承认就可能改变随后所有全球谈判的基调和性质”。会议最终做出了一项历史性决定，即为遭受气候灾害严重打击的国家建立并实施“损失和损害”基金，专门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破坏，这是“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又一力证。
二、探索“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
虽然“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地缘政治回归、阵营化趋势加剧、国际格局动荡的现实，对“全球南方”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产生了一定的挑战。面对内部需求的差异性、美西方的拉拢和分化以及机制供给不足等问题，“全球南方”应坚持多边主义，求同存异，防范外部势力的干扰，并加强现有区域和国际组织机制的建设和利用，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公平公正和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一）消弭内部的离心力
“全球南方”涵盖了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这一事实，既意味着团结一致可能带来的巨大的能量，也意味着不同文化传统、地理资源禀赋和国情体制等带来的巨大差异，如何找到平衡点、扩大共识面，考验着“全球南方”的集体智慧。总的来说，“全球南方”国家要求同存异，并防范西方国家从内部分裂和扰乱“全球南方”的企图。
从长远来看，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并不一定与追求本国自身利益相矛盾，前者甚至是后者赖以实现的条件，因为即使部分“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取得了长足进步，也很难突破当前西方国家在很多领域仍占据主导的现实，在诸多全球事务中只能靠单打独斗式地实现目标。
就外部势力干预而言，“全球南方”也要防范西方国家将“全球南方”分化为不同的小群体，避免沦为美西方维持霸权的工具。2023年5月，七国集团峰会在日本广岛召开，作为轮值主席国和东道主的日本，邀请了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全球南方”国家参与。这是发达国家重视“全球南方”的表现，但也透露出遏制中国和拉拢分化“全球南方”的浓厚意味。从5月20日发布的峰会公报来看，表面上肯定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承认有必要在全球挑战和共同利益领域与中国合作，但文中充斥着与中国“脱钩”和“去中国化”的暗示，并在南海局势和人权问题上“污名化”中国，其对中国的敌视可以说仅次于被持续强硬针对的俄罗斯。“全球南方”国家要对此保持敏感和警惕，看清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本质，避免“全球南方”的凝聚力因外部势力的干扰而受到削弱。
（二）加强组织和机制的建设
加强由“全球南方”国家组成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强化机制建设，充分利用相关组织和机制参与全球治理。这有利于多边主义的发展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公平公正和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
在政治方面，“全球南方”可以加强“77国集团+”机制的建设和利用，进而提高对全球治理事务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充分利用现有的多边机制，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具有重大共同关切的议题中联合发声并取得理想的成果，这一措施的有效性已经在包括《协定》谈判在内的历次国际海洋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全球南方”在谈判中取得的成功，离不开对77国集团、区域国家集团等组织的灵活利用，“77国集团+”等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在安全方面，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由南方国家组成的区域组织，在塑造地区安全秩序层面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此次乌克兰危机中，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蒙古、巴基斯坦、中亚五国和伊朗等，秉持更加客观中立的立场，坚持独立自主的对俄政策。近年来，上合组织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开始对上合组织表示兴趣。2023年7月4日，伊朗成为新成员，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增至九个。上合的持续扩容，表明该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塑造地区安全秩序方面扮演越来越有分量的角色。在中东地区，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斡旋之下，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中东的安全秩序也随之发生转变。包括阿联酋在内的中东国家开始退出美国主导的海上安全机制，取而代之的是沙特、伊朗、阿联酋和阿曼宣布组建海上联合巡航舰队。未来，中东地区将加快建设完全由区域国家组成、排除西方大国干扰的区域安全机制。
在经济方面，“全球南方”可以利用好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等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经济合作和互联互通倡议。例如，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 42%，经济总量占全球 24%，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国际力量格局变迁的重要变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动因。“全球南方”国家对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有着共同需求，加强金砖合作机制建设，有利于增进南南合作，增强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推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改革。总而言之，“全球南方”要继续加大力度建设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组织和机制，提升其国际地位、代表性和话语权，抱团取暖，结伴而行，为全球治理的变革和完善创造更多契机和空间。
（三）大国的尊重和协作
整体来看，当前全球治理主要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滞后于不断涌现的治理议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对于世界认知的进步，在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网络安全威胁、难民危机、粮食与能源危机等全球治理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时，以电子商务、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风险和新挑战令全球治理体系应接不暇。二是部分国家的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导致全球治理效能受到严重削弱。比如，美国近年来不仅实行单边贸易制裁和投资保护，建立“小院高墙”，严重阻碍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还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借口实行歧视性、排他性的小集团治理，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排除在圈子之外，分化原本捉襟见肘的全球治理力量，干扰多边主义合作，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严重短缺，治理效能受到严重削弱。
“全球南方”在《协定》谈判和其他全球治理事务中的实践证明，凝聚起来的“全球南方”可以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全球治理效能提升做出积极贡献，但大国的协调与合作是充分发挥“全球南方”作用的必要条件。传统上主导着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的西方主要国家要认识到，边缘化、阵营化“全球南方”，不利于发现全球性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妨碍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应尊重来自“全球南方”的声音，重视“全球南方”的需求，将“全球南方”视为国际舞台上成熟的参与者，与“全球南方”共同践行多边主义原则，用言行一致的方式赢得“全球南方”的信任与合作。
美欧等西方大国需要摒弃保守主义、单边主义和家长主义，重塑自身国际形象与信誉。美国长期轻视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将“全球南方”当作大国竞争及对抗的工具。特朗普任期内“美国优先”的外交方针，严重打击了“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国政策稳定性和坚持多边主义的信心，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更是明确将“全球南方”国家当作遏制中国的棋子。欧盟也面临类似的情况，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认为欧盟是“虚伪、自私、新殖民主义”的。近年来，欧洲的对外援助政策的政治性动机和实际成效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新冠疫情期间，欧洲没有帮助“全球南方”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而是采取更加孤立的战略，囤积疫苗并反对疫苗豁免，也引起“全球南方”国家的不满。国际格局正在进入新的调整期，如何充分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合作，共同增进人类社会福祉，是西方国家面临的新课题。如果不尊重“全球南方”的利益和诉求，继续将西方价值观强加给“全球南方”，它们会成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障碍因素。
对中国而言，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重要和当然成员。中国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蓝色伙伴关系”及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等具体实践为抓手，切实推动国际海洋治理的发展完善，并支持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在海洋治理、气候变化、经贸合作等诸多领域的参与，为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举行的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指出，为了破解当今世界面临的治理赤字，各国需要坚持公平合理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这体现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上坚持多边主义和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参与。习近平主席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态度：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为此，中国要基于自身经济崛起和综合国力上升的经验，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全球治理参与能力提升的“中国方案”，强化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挑战的韧性。中国也要担当起发展中大国的责任，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变革提供“中国智慧”，推动形成公平公正、共建共享的国际秩序。
文章来源：节选自《“全球南方”在国际海洋治理中的角色——以《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谈判为例》，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11-08
作者：李聆群，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