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

在海洋文明中，海洋文化自然是一个核心的要素，而海洋文化的起源最根本的条件是一国所处的海洋环境。无边无际的大海不仅联通了世界各地，为商品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了便捷的通道，还为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培育了海洋民族敢于冒险、敢于接受新事物的进取精神。当然，海洋文化及其哺育的海洋文明中，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对此需要有全面的认识。

一般来说，岛国或者大陆领土面积较小的濒海国家和半岛国家更容易发展出系统性的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成为所谓的“海洋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往往缺乏大片的陆地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得不依靠商业来维持其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同时，海洋国家往往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成为海上商业往来的中间站。以古希腊时期的克里特岛为例，在米诺斯文明时期，它作为地中海和黑海的贸易中转站，发展出强大的海军和商业能力。由于海洋国家的人民经常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并不得不从大海中去获取生存资源，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性格，使得他们更具有冒险精神、包容精神，能够与不同的文化、文明打交道，善于了解新事物、学习新的知识，但劫掠也成为一种“英雄主义”的表现。“纯粹的”海洋国家与“纯粹的”海洋文化，其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既有开放和包容的特点，也有扩张性、侵略性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体现在西方海洋国家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中，也体现在东亚日本的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中。

一些学者认为海洋文明比大陆文明更加高级，因为近代以来主导国际体系的英国和美国都是海洋强国。作为一个“纯粹的”海洋国家，英国是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工厂，拥有遍布世界交通要道的海军基地和海军霸权。美国在一战后就已经拥有了和英国匹敌的海军力量，并且在二战后成为全球性的霸权国。英美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是源自其海洋文化与海洋文明呢？

一方面，基于海洋文化中的一些积极因素，英国、美国这样的国家的确具有开放、包容、进取的一面，推动了自由贸易秩序、海上航行自由和世界大市场的形成。荷兰是近代历史上海上商业非常发达的海洋国家。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也是“海洋自由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所有人依国际法均可自由航行”，“所有民族之间可自由地交往和贸易”。海洋文明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海洋有利于全球大宗商品的贸易，本质上是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战胜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与庄园不同，城市国家的财富，来自商业的利润。所以商人有着崇高的地位，尤其把海外经商看成是人们具有崇高身份的象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其著作《历史哲学》中说：“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这一评价虽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国的沿海地区在部分历史时期（例如南宋时期）出现过较为发达的海上贸易，但总体上来看古代中国仍然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士农工商”中商业排在最后一位。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区分海洋的重要性和海洋文化的重要性，两者并非一回事。英国、美国之所以成为霸权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业革命后人类开始有能力进行持续的全球航行以及开发利用大海的资源，使得海洋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海洋国家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革命的出现使得西方海洋强国船坚炮利，拥有了全球到达的能力和对非西方国家的军事优势。类似地，在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著作中，海权国家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海洋文化，而是更多基于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特点、政府性质等一系列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或多或少与海洋国家的地理条件相关，但是并不完全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而是属于一个综合性的“海权”概念。相比英国，美国并不是一个岛国，而是拥有广袤大陆的陆海并重的国家。当然，由于周边没有强敌，美国可以着重发展海军力量，拥有类似于英国的有利地理位置，总体上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海洋国家。相比开放、进取的民族性格，一个国家的疆域与人口规模、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政策至少是同等重要的。相比英国，法国、德国算不上“纯粹的”海权国家，但它们的综合实力并不逊色于英国，其结果是英国无法在19世纪主导欧洲大陆的政治，只能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

虽然海洋文化的确有利于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技术革命的发生和市民社会的出现，但很难说海洋文化就是单一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海洋文明和海洋文化可能更多集中于积极方面，而忽略了其中的消极方面。例如，黑格尔就非常强调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积极方面：“大海给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人类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与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但实际上，海洋文化中包含的开放、进取、冒险、智慧，在一些条件下可能走向极端，变成排他、扩张、侵略和狡诈，尤其是在国际关系动荡不安时，“进取”的海洋强国很可能就会走上弱肉强食、国强必霸的道路。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开辟新航线的先行者，两国不仅对全球海洋进行了瓜分，试图垄断海上贸易，而且占领了大片的殖民地，并对殖民地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

需要指出的是，不要把海洋文明和大陆国家对立起来。大陆国家未必一定是封闭保守的农耕文明，海洋国家也不一定是开放、包容的象征。虽然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大航海的先行者，但是它们本质上还是农业文明，对全球海洋的瓜分、对殖民地的剥削、对自由贸易的排斥，都使得它们无法真正利用全球资源，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对于大陆国家来说，它们拥有庞大的陆地疆域，可能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的色彩更重，但同样可以接受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无非是起步的时间相对晚一些。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领导人的政策导向。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彼得一世在欧洲广泛接触现代科学技术，带回一大批专家，并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从而为俄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相比纯粹的海岛国家，大陆国家如果能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接受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文明，那么它们的发展潜力和可持续性远远超过小规模的海岛国家，在规模庞大的铁路网建成后尤其如此。美国的霸权根基之所以比英国牢固得多，就是因为它具有广袤的大陆基础，综合实力远远超过英国。肯定海洋文化和海洋文明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海洋文明和海洋国家具有某种天然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