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崑：区域国别学如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与区域国别学的关系是“学用相生”。“一带一路”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战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战略，也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公共产品。区域国别学是2022年9月国家在交叉门类下设置的一级学科，其宗旨是服务国家战略、探索交叉前沿。“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国别研究，二者同步兴起、同频共振，造就“学用相生”效应。我国在2011年左右发起全国性的区域国别研究，而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二者学用相生、知行合一的关系日趋紧密：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越来越需要区域国别研究和相关人才的支撑，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区域国别学；另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促动下，大大扩展了研究领域和应用场景。

习近平总书记将2013至2023年的“一带一路”建设概括为“蓬勃十年”，并期许未来十年为“金色十年”，这需要区域国别学更好地、系统性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笔者设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为“一带一路”建设安身立命。“一带一路”是中国“长治久安、内外统筹”的国家战略。中国几千年来的国家治理模式大致可以概括为“长治久安”模式。要实现长治久安，就要解决内忧和外患两大问题，其逻辑就是要统筹内外两个大局。不论是春秋时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唐代统治的内外与轻重之变，还是北宋“强干弱枝”的国策、晚清的海防与陆防之争，都可以视为围绕处理内忧与外患展开的不同战略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辩证法延续了解决内忧外患，统筹内外两个大局的思路。“一带一路”就是对这一根本战略思想的守正创新，成为新时代中国统筹内外共同发展的重要战略。在日趋复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1月底的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方略，即五大统筹，分别是统筹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合作与斗争、存量与增量、全面与重点。在2023年“一带一路”建设十周年之际，其已经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共识，面向150多个国家和40个国际组织的合作框架体系，建立“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的认同，形成“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政策体系，全球互联互通的基本格局，以及致力于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推进现代化的新目标。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区域国别研究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学用相生”关系。“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是对共建国家、涉及区域、全球问题的精深务实的知行探索，可谓“一带一路”的基础学科，要为“一带一路”建设安身立命，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顶层设计、战略框架、政策体系、项目模式、资金支持、风险管理、智力支持和整体方案等。

第二，为“一带一路”建设解疑释惑。“一带一路”建设必然面临各种疑难杂症，其建设进程就是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这些问题在宏观层面体现为战略环境和顶层设计问题；在中观层面表现为在各个国家、地区、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问题、企业出海问题，具体包括企业出海的合规，环境、可持续与治理问题，融资问题，技术问题，跨文化交流问题，海外风险和利益保护问题，国际精准传播问题等；在微观层面涉及到个人出国和跨境电商产品质量问题等。这些问题的集成，就是“一带一路”在复杂环境下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需要区域国别的研究者和实干家们，在长期深入研究和海外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快速准确地找出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实操方案和具体方法。在此基础上，国家根据不同形势特点去调整政策、动员国内外力量，出台具体措施，应用不同策略手段，并进行政策评估。理想的情况是治未病，将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并提出对问题的杠杆解和系统解。但实际情况是知与行之间的差距还很大，比如研究者对实践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精准总结提炼的能力尚需提升，即使能提出问题但很难解决问题，或者提出不对路的解决方案等。比如，如何应对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将“一带一路”政治化、安全化、武器化的问题；又如，目前大量中国企业出海，但急需政策指南、行业指南、国别指南、区域指南、风险指南、规范指南等。实际情况是，目前的知识供给难以满足需求。据统计，近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公开知识产出不仅没有增多反而有所下降。这既需要相关管理部门调整规定，也需要智库和研究者们改变传统的做法，构建能够迅速集结、调研、讨论、集成的知识生产组织方式。目前，有研究机构正抓紧研究疫情之后中国企业“抱团出海”的新模式，即在各国普遍重视经济安全、调整经济发展模式、探寻本国新质生产力、普遍重视数字化、低碳化、合规化、民生化等趋势的影响下，如何实现央国企和民营企业“抱团出海”。

第三，为“一带一路”建设把脉评估。对“一带一路”建设进程进行评估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任务。主要评估的内容就是其整体发展态势。从时间维度看，是对“一带一路”不同发展阶段进行总体评估，比如五年评估和十年评估等。2023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了多份有关“一带一路”建设成就的官方报告。更具有连续性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年度评估，有不少机构形成每年举办“一带一路”研讨会的机制，对当年度“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地缘政治经济风险、主要动力和结构性制约进行评估。从空间维度看，既可以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也可以分地区、分国别来进行评估。北京大学的“一带一路”五通指数对这方面做了有益尝试，未来可以做“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对区域间和国家间互联互通关系影响的评估。从行为体维度看，可以评估一国或多国涉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多利益相关方的群体，及其利益得失的相互关系等，也可以开展年龄分层分析。从内容维度看，可以围绕五通、产业合作、绿色合作、文明互鉴、民间交往等进行评估。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商会每年发布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指数。伴随着新兴合作领域的展开，也需要评估新兴合作领域的发展情况，比如“新三样”出海等，这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开发的全球指数系列很有启发。要做好把脉评估，还应注意三点：一是评估报告的来源可以多样化，既要有官方版，大量学者参与其中；也要有学术版、民间版、企业版、社会组织版，甚至是个人版。二是评估调研报告必须要基于非常扎实、细致的“在地化”海外实地调研，需要开发更加集成、综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三是评估的指标体系要唯变所适，不能一成不变。

第四，为“一带一路”建设精准服务。“一带一路”研究在过去十几年振兴了中国学界，尤其是引领高校“学以致用”的风气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一个变化是学界服务意识的增强。以“务实”为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既要服务国家战略，也需要得到各级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基金会等的支持才能开展长期在地研究，因此能够摆脱“象牙塔”束缚，更接地气，更具服务意识，“有为有位”。比如，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就提出“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理念，将“一带一路”纳入重点研究领域，力倡“起自学术、终及国家、服务社会、惠及世界”，充分发挥智库功能，扩大服务对象。还有一些与市场、科学技术、法律、传播联系更紧密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行之更远。另一个变化是专业服务能力的提升。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政策支持之下，仅我国高校就陆续建立了四五百个区域和国别研究中心，研究范围覆盖极地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区，仅有一些未建交国家、小岛屿国家以及较难进行实地调研和获取资料的国家还没覆盖到。这是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标志，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知外”能力的体现。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普及、提升基础能力的阶段。未来十年，在全国统筹加强区域国别研究，高校建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新一波动力下，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将进一步走向提升专业能力的发展阶段，走专精特新、协同集成之路、其服务“一带一路”也将向更强调在地化、差异化、专业化、具体化、精准化、互惠化的方向发展。而且，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目前正在打破原有的格局和分工，出现一些有意义的新变化。比如，首都师范大学以巴尔干地区研究见长，聊城大学专注南太岛国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开辟了北极地区治理研究、西安石油大学主要研究富油气国家，还有的学校开始向更前沿交叉的全球智慧城市、全球互联互通等领域开拓。

第五，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知识。长期复杂且创新的社会实践必然催生新的知识和理论。“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是知行合一的过程，积累了十多年的海量实践行为和实践案例，为学者们提供了大量的知识生产素材。如果将“一带一路”置于中国长治久安发展模式的大时空视野，则积聚了更大的知识生成和理论提炼的动能。“一带一路”的实践经验，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和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生产的宝库。因此，区域国别学不仅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用的知识和理论，更要为“一带一路”实践贡献知识和理论。新时代的中国明确了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定位，这意味着中国将为世界提供物质性和知识性的公共产品，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三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均已具备全球公共知识产品的初步样态。“一带一路”所倡导力行的丝路精神、“共商、共建、共享”、包容性的经济全球化、全球互联互通、多样混合的合作模式等，正从实践范畴向知识范畴转化。当前国内外对这些概念的认识和看法，主要还停留在理念和政策语言层面，仅仅作了一些初步的学术化工作。这就像崛起过程当中的英国和美国创造全球性的共有知识一样，他们创造了“自由”“民主”等概念，从而形成政策和学术上的一致，并且进入了世界各国的教科书，让这些概念成为了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将“全球互联互通”等概念和实践发扬光大，也有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知识，进入全世界的教科书。把这样的概念总结出来再写进教材，这才是大国的标配。未来，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就是要不断提出新的、进一步体系化、具有可操作性的全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