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等：中国推动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国际挑战

中国推动构建蓝色伙伴关系顺应重振可持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国际潮流, 致力于向国际海洋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海洋伙伴关系实践中,中国蓝色伙伴关系的走深走实将面临着来自体系结构、大国阻挠与参与国忧虑等多方挑战。

一、国际海洋领域伙伴关系的竞争性较强

构建伙伴关系成为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发展的新潮流, 国际海洋领域伙伴关系呈现出形式多样、主体多元、领域广泛的态势,这将为中国推动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提供了可学习借鉴经验和丰富的外部资源,但也将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2017 年联合国首届海洋大会发布《我们的海洋、我们的未来:行动呼吁》,呼吁所有利益攸关方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14, 提出加强和促进有效和透明的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 就伙伴关系对话采取后续行动。 随后,来自政府、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基金会、科学界、社区团体等多利益攸关方积极牵头发起多种伙伴机制。近年来,以“联盟”“倡议”“基金”“计划”“平台”“小组”“之友”等形式集聚多元主体参与,构建的合作网络迅猛增长。 伙伴关系已遍布蓝色经济、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观监测、海洋垃圾治理、深海极地等全球海洋治理的各个领域。

然而,纷繁复杂、形态各异的伙伴关系往往在功能与关注议题上存在重叠和竞争。 例如,自然与人类雄心联盟、蓝色领袖联盟、蓝色海洋基金会、蓝色星球基金、蓝色自然联盟均将到 2023 年保护全球至少 30%的海洋作为重要使命,在舆论呼吁、科学支撑、干预措施等方面存在类似的行动。 因此,在伙伴关系构建的国际大潮中,如何提出富有吸引力的合作理念、合作方案、合作项目,如何设计伙伴关系的运转机制,如何确保伙伴关系的可靠资金供应,从而确保伙伴关系的持续性发展将是一个重大考验。

二、欧美国家在国际海洋伙伴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前,欧美国家凭借资金优势、科技优势、国际话语权优势,依然在国际海洋治理平台发起、议题设置、机制运行中处于主导地位,在新构建的伙伴关系框架内参与度和话语权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例如,在联合国体系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中,欧美国家的科学家与机构占据绝对多数,70 多位专家组成员中主要来自欧洲、美国、国际组织等,而其中我国只有 1 位专家。 领衔编写可持续海洋经济高级别小组 16 份蓝皮书的全球专家学者中也以欧美学者为主。大国打着“保护”的名义,将划区管理工具的边界、捕捞配额、排放指标等作为硬约束,通过多边伙伴关系,实现对发展中国家海洋活动的限制,实现对海洋的控制。例如,2022 年 6 月,美国、英国、加拿大共同发起“IUU 捕捞行动联盟”,以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对不良捕捞行为严加打击,改善对捕捞活动的监控,增加渔船船队和海产品市场的透明度。目前,冰岛、韩国、挪威、巴拿马、欧盟、智利和新西兰也加入该联盟。 在欧美国家占据主导,中国参与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中国推动构建蓝色伙伴关系,融入、整合现有国际海洋领域合作机制与平台的阻力较大,甚至在打击 IUU 捕捞、海洋保护区、海洋塑料垃圾、应对气候变化等一些较为敏感领域也面临欧美国家“抹黑”“阻挠”的风险。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蓝色伙伴关系的疑虑

国际社会往往将《“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视为中国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的起点,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认知蓝色伙伴关系。中国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是实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更大目标的手段。中国在建设蓝色伙伴关系方面,围绕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中国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海洋领域的合作,正朝着多领域、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方向发展,为“蓝色伙伴关系”的落地生根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国“逢中必反”,对中国“一带一路”实施地缘围堵与话语打压。美国提出“印太战略”“蓝点网络计划”“重建更美好世界” 计划、“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洛比托走廊、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等一系列对冲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工具。美国媒体倾向于过度解读“一带一路”背后的动机,有意运用极端消极语义质疑“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行性,通过强调西方利益来否定“一带一路”的优势,夸大“一带一路”的负面影响。在美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与舆论扭曲下,“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对我蓝色伙伴关系的认同与接受可能会存有疑虑,或将对“一带一路”的消极认知外溢到蓝色伙伴关系,并对其复制负面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