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凯等:新时期中国数字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筹谋

发布者:陈嘉楠发布时间:2025-10-15

党中央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必须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着力点。中国数字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力量之一,维护好它们的海外利益事关重大。新的时期,推进中国数字企业海外利益维护事业需要从技术、经济、法律、外交、文化等多个层面进行战略筹谋,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优化海外市场布局、完善法律保障体系、加强外交协调与合作等方式,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体系。

一、丰富充实政策和法律工具箱

随着我国数字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未来对安全情报及法律保障工作的要求势必逐渐提高,不断丰富完善政策和法律工具箱是我国的必然选择。相关部门应加快完善企业海外利益保护与预警机制,构建涵盖国内各部门、企业、非政府组织及驻外机构的高效信息网络体系,确保地缘政治风险等关键情报信息能够被各相关单位第一时间获取、共享和传递,从而实现快速响应与协同行动,有效应对企业海外利益风险;推进情报数字化进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情报处理效率和精准度,同时加强网络情报保密与防谍工作,全面提升我国安全情报体系的效能,为维护企业海外利益提供坚实保障。

此外,中国需进一步完善法律框架的构建,就《海外利益保护法》的制定开展立法调研及准备工作,明确企业海外利益维护工作的指导原则及行为框架;进一步细化现有反制法律体系的执行程序并出台相应的配套制度,以法律为基础增强对美等发达国家不公平经济制裁的反制能力;推动国内法律同国际规则对接,在完善国内法律体系的同时,还应积极签署更多对外司法协助协定,妥善解决管辖权冲突等涉外难题,根据海外利益维护的实际需求,探索司法保护的新功能和新手段,从而更加有力地维护我国数字企业的海外利益。

二、拓展国际合作,破除数字霸权

话语权的竞争实质上是权力的博弈,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全方位展开,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上表现得尤为激烈。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长期占据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形成了事实上的“数字霸权”,中国应积极利用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扁平化特征,打破美西方在数字领域的规则垄断,破解“卡嗓子”困境,通过推动跨国数字企业合作、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制定等多维度举措,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一方面,应加强政策扶持,鼓励数字企业把握国际合作机遇,拓展国际市场。通过搭建跨国合作平台,组织数字企业参与国际数字经贸交流活动,促进与国外企业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国内企业与海外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开发探索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支持具备实力的企业在数字经济前沿领域成立中外合资公司,通过资本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加快中国数字企业的国际化步伐。

另一方面,中国还应进一步挖掘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深度,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创新。通过深化“数字丝绸之路”与新型南南合作等合作机制,打破美西方国家掀起的单边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理念,提供真正具有平等性、互惠性和全球性的数字公共产品,在开放合作与真诚对话中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倡导构建超越单一国家或地区利益的“全球数字共同体”,在树立大国战略信誉、提升中国话语国际认同度的同时,共促全球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

三、提高技术自主和数字基建水平

随着全球数字竞争日趋白热化,美西方对我国的数字技术封锁与打压不断升级。在此严峻形势下,加速实现技术自主化不仅是捍卫我国数字主权的关键举措,更是保障我国数字企业在海外拓展中核心利益的必由之路。未来我国需加大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等前沿数字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构建跨学科研究机构与创新中心,促进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深度协作。通过设立科研基金、提供税收优惠、建设科技园区等举措,支持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加速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移,推动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建立自主可控技术生态的同时,也将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创新与发展贡献力量。

数字基础设施是海外利益拓展的物理载体,为提升我国数字企业海外生产效率与创新能力提供关键支撑。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数字企业的海外利益,我国海外数字基建需实施“海陆空”三位一体布局:海底维度,新增国际海缆登陆站,建造自有维修船以加大国际海缆保护力度,提升网络可靠性;陆基维度,依托“东数西算”工程输出算力基建经验,在中亚、东南亚等地区建设边缘数据中心,为跨地域数据要素流通共享、开发利用提供算力支撑;空间维度,加快低轨卫星星座部署,为“一带一路”沿线提供稳定的网络通信服务,通过基建输出带动技术标准(如5G SA组网模式)、服务模式(如移动支付)的全球化渗透。

四、强化本土融入与舆论反击能力

面对国际化进程中的“他者”身份危机,中国数字企业应积极嵌入当地产业生态,携手各方共同推动数字化升级进程,积极尝试品牌重塑,改变海外市场对其刻板印象。通过企业文化和机制建设,赞助当地的文化、体育与慈善活动,鼓励不同区域的员工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增进与当地社区的互动和理解,展示企业的文化包容性与社会责任感。例如,华为的“未来种子”计划自2008年以来陆续为泰国等140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学生与青年教师提供信息通信技术培训,并资助当地学生到中国学习语言和传统文化。可见企业若要实现长远且可持续的成功,必须耕耘当地市场、融入当地文化,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成为真正为当地做出贡献的优秀企业公民,为当地利益相关方创造可观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除此之外,在国际舆论场中,我国应积极发声,传播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治理方面的理念与实践,通过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国际舆论中争取主动,有效应对西方国家对我国数字企业的不实指责和抹黑。政府层面,通过举办国际数字经济发展论坛、发布数字治理白皮书等方式,向世界展示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积极贡献,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数字治理理念的认可度。企业层面,中国数字企业应定期公布有关其数字安全能力的报告及数据,主动、透明地公开其安全措施与保障机制,让用户能够清晰了解自身的安全能力,从而赢得海外用户的信任。

文章来源:节选自《新时代中国数字企业的海外发展:风险辨析与利益保护》,原刊于《太平洋学报》2025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戚凯,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崔莹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