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俊等：面对第三波“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中国的应对策略

面对第三波“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中国应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拓展与不同类型国家的合作空间，从而更好地保障关键资源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更好地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一、供应链多元化与本土开发相结合

第三波“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中，关键矿产资源已成为全球竞争的工具。为了降低对特定资源的依赖、分散投资风险，中国应致力于实现多元化资源供应，从源头上改善这种被动局面，同时加大对本国资源的开发力度。

在国际层面，一是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拓展资源供应来源，减少对单一资源国的依赖。例如几内亚拥有全球丰富的铝土矿资源，是全球第二大铝土矿出口国，中国对其资源需求量大，然而几内亚的资源政策极不稳定且国内政治局势动荡对中国的铝土矿供应链构成了风险。为了弥补几内亚铝土矿供应链缺口，中国应扩大从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铝土矿采购以分散风险。此外，中国可以与铝资源丰富但开发程度较低的国家合作开发来分散铝资源进口源，但同时也要避免忽视其背后开采成本的盲目购入。二是与资源国签署长期供应协议，此举不仅能平衡资源国政策的不稳定性，还能在关键时刻为中国企业提供缓冲时间。如中国与俄罗斯在2014年签署30年天然气购销合同，保障了能源供应的持续性。三是建立起敏感的资源价格监控机制，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和情报低价买入、高价抛出，在关键资源供给困难前提早做好资源储备。

在国内层面，考虑到中国资源的丰富性与可开发的巨大潜力，应加大本土开发力度，增强资源的自主供应能力，确保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未来可以考虑在内蒙古、四川、青海等地区加强对关键资源的勘探与开采能力，同时推动资源的精加工以提升资源出口的附加值。资源回收与再利用是本土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能源转型的背景下，掌握新能源技术将极大提高中国的资源话语权。国家应加大资源回收方面的法治建设，制定完善相关的行政法规，维持资源回收体系的高效运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国家进口资源的需求，还能推动国家实现“双碳”目标，使用清洁能源带动产业链的循环发展。

二、扩大合作基础和推动技术创新相结合

美国和欧盟等国家通过技术主导和多边联盟在资源领域抢占话语权，限制对中国的关键资源出口，通过制定更高的准入门槛来限制中国企业的活动参与，大多是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针对第三波呈现出的资源国同盟和产销同盟，中国应该注重国际合作和外交谈判以保护本国的海外利益，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资源治理机制。针对西方国家在资源供应链上的排他性，中国可以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区域性多边机制，与资源出口国共享非敏感性核心性技术并在能源、矿产等多个领域展开多边合作，降低“资源民族主义”带来的供应链风险。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国际平台上，推动建立公平的资源贸易规则，限制“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对国际市场的破坏，反对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去中国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大家庭的当然成员，中国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南南合作，在国际舞台上构建全球关键矿产的公平分配规则，积极参与全球矿业治理。此外，中国可以与资源出口国签订双边合作协议，如资源换基建协议，来建立稳定的供应。

技术始终是应对“资源民族主义”的重要选择，既可以降低对发达国家高端技术的依赖，也可以利用技术创新抵消潜在的资源供应压力，更可以增强对资源国家的技术引领能力。首先，通过提升开采技术、优化资源开发流程等实现资源的最大化价值开发，最小化生产浪费，巩固在国际资源市场中现有的优势，增加国内资源储备，这不仅可以增强我国对关键资源的自主保障能力，还为构建更加稳定的资源供应链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其次，从战略高度上加大对关键矿产替代新材料的研发以降低对传统矿产资源的依赖，如开发以磷酸铁锂为核心的新型电池来减少对钴资源的依赖，建立废金属矿产强制回收制度，加大对关键矿产的回收利用技术研发，构建资源循环经济，为供应链安全提供强大支撑，构建更加稳健的供应链保障。最后，资源国技术换资源的要求需要中国不断突破前沿技术瓶颈，防止技术替代。面对技术较为落后的资源国不断通过升级“资源民族主义”措施来倒逼国内产业升级的情况，中国需要以技术进化规避技术替代，在巩固现有技术优势的基础上继续突破前沿技术瓶颈，同时注重保护国内研发核心技术，警惕可能的技术滞后导致的被供应链抛弃的极端情况。

三、讲好中国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故事

第三波“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中，全球更加注重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规则博弈，而欧美国家凭借其先发优势在规则制定上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因后发国家的身份成为规则的“跟随者”。在积极推进绿色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逐渐意识到西方话语霸权下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双重标准，在西方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级下中国虽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然只能获得较低的评价。中国应争取揭露西方伪善，实现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叙事重构，用中国的实际行为讲好中国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故事，在这三个方面通过多种方式中国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责任感，继续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愿景成为全球共识，在“资源民族主义”浪潮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环境方面，应注重向资源出口国家提供绿色技术支持助力其实现低碳转型。以中国天齐锂业与智利的合作为例，其与智利锂矿巨头智利矿业化工（SQM）合作共同开发锂矿资源，在此过程中国天齐锂业高度重视污染物排放问题，积极响应联合国低碳绿色发展效应，最大化利用资源。在刚果（金），中国与当地政府合作建设布桑加水电站，大幅提升了矿区的电力供应能力，推动了资源开发效率的提升，缓解其对传统能源的依赖，促进刚果（金）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应通过关键矿产的国际合作进行技术输出，发挥自己在新能源技术上的优势，将中国现有的绿色标准与国际接轨，争取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等的中国专家席位，让中国声音在国际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标准制定中被听见。

在社会方面，中国企业应采取本地化投资与产业共建措施降低民众对中资的抵触情绪。中国企业如赣锋锂业，在阿根廷的锂矿资源开发项目中，与当地政府共同投资建设采矿和初加工设施。在印度尼西亚，上海鼎信投资（集团）公司和印尼八星投资有限公司共建位于苏拉威西岛的中国印尼综合产业园区青山园区，支持本地冶炼及加工能力建设，并逐步构建镍铁和不锈钢一体化产业链，将镍资源直接用于下游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未来，中国企业在提供采矿和加工技术支持的同时，应尽可能通过本土化合作的方式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继续加强对本土社区的投入，通过社区医院、整修学校、雇佣本地工人等推动本土化合作，减少当地居民对海外投资者的反感。

在治理方面，中国要进一步制定本土化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框架并推动中国标准走向世界舞台。我国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工作推进较晚，2018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正式提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但在此之前就已通过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等行为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工作的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应将国内治理改革同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对接，继续鼓励各企业设立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专门委员会，定期发布与国际接轨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以展示国内治理的透明度。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峰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平台倡导中国标准，主张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技术共享等纳入治理评价，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经验，推动治理标准去西方中心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监测核算体系，与沿线国家携手建设跨境反腐倡廉机制，推动绿色丝绸之路与廉洁之路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