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通道安全既关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也是顺利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和保障。同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海上通道安全的关键利益攸关方，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具有内生动力。
（一）海上通道安全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海上通道安全关乎多维国家安全，广泛涉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在“总体”，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包括20余个领域。海上通道安全关系中国经济、粮食和资源安全。船舶是“移动的国土”，因此船舶、人员或船载货物的安全属于中国海外利益安全。海上通道作为路径，也关系深海极地安全和生物安全。
其二，海上通道安全关乎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倡系统思维，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涉及的主体多、领域广、要素杂，兼具内政和外交属性。海上通道仅本国港口和小部分航线属于国家管辖范围，其他靠泊的港口由对象国管辖，而航线的大部分位于公海海域，其利益相关国众多，中国要维护船舶载体和人员、货物安全，自然需要与他国协调，涉及他国安全和国际共同安全利益。
其三，海上通道安全是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着力点。总体国家安全观传承“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文化基因，中国需要防范化解风险、主动塑造海上通道安全。这是因为全球各区域和各航线之间高度联动，其涟漪效应会对中国海上通道畅通稳定造成影响；而且海上通道安全直接影响一国的国计民生、经济运行乃至社会舆情，越来越被一些主要大国视为威慑打压对手和强加成本的优先选择。中国遭遇“灰色”攻击的风险正在上升，极易引发系统性负面影响。
（二）海上通道安全能够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更具韧性和冗余性的安全保障
其一，海上通道安全是“五通”的基础支撑。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在跨海互联互通方面有共同利益。若海上通道安全状态处于较低水平，其直接影响是货物交付时间延迟、贸易成本增加，其传导影响是航运企业资金链紧张、货主融资成本上升等。中国能够防范化解海上通道面临的风险挑战，是共建国家和地区与中国深化“五通”合作的信心所在。
其二，海上通道安全是国际产供链有效运转的干线依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资源、能源进口的重要来源地和商品出口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向产业链上游攀升、打造与中国连接的国际产业网络的必然结果。货物经行海上通道时，面临的是更为严峻的具有国际公域特点的挑战，安全风险远高于在对象国国家管辖范围内。确保中国国际产供链的顺利运转，需要通畅安全的海上通道作为干线依托。
其三，海上通道安全是陆海新通道多点冗余的枢纽保障。陆海新通道的基本现状是海运干线流量大且集中，而陆运各类交通方式优势互补，韧性较强。中国海上利益和海外利益已延伸至全球陆海区域，点多、线长、面广，每一条海运干线承载的物流量都十分庞大，需求刚性强。为保障外循环安全，中国需要提升通道冗余性，主动塑造陆海新通道的前瞻性布局。
（三）中国是全球海上通道安全问题的关键利益攸关方
其一，从国际横向对比看，中国是第一海运大国和海上通道安全利益分布最广泛的国家。中国是货物贸易和大宗商品进口量第一大国。截至2023年底，中国海运船队运力位居世界第二。2023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船东国。中国海员数量庞大，2022年外派船员12.7万人次。
其二，中国对海上通道的依赖具有需求刚性，且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的脆弱性更易影响中国。中国95%进出口货物依赖海运，特别是石油、铁矿石等战略性产品的运输，其他方式难以替代。中国海运干线集中，行经的咽喉之地多，如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等，沿线政治和自然环境复杂，风险较大。中国还不能确保咽喉要道和漫长航线持续处于低危险状态。
其三，中国在全球海上通道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仍然有限，与中国广泛而深远的海上通道安全利益尚不匹配。与美国等传统海洋强国相比，中国在国际海上通道安全治理合作中参与度不高，在全球海域的力量存在有限。在一些关键的国际海洋安全治理机构和机制中，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仍需进一步提升。在海事服务业方面，西方更掌握绝对主导权。
来源：节选自《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中国海上通道安全》，原刊于《外交评论》2025年第3期
作者：王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外法治与安全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