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创新实践极大地推进了当代美国海权理论的发展和演进。
首先，对海权理论中的核心要素制海权问题产生重大影响。制海权是海权的核心，也是海权理论关心的首要问题。海上作战的目的是争夺制海权，既包括海上交通运输的控制权和使用海上航线的自主权，也包括剥夺敌方在这两方面的权利。为实现对海上线路的控制，一方既可以通过攻击敌军舰队、拦截和阻止敌军进入关键区域达到目的，也可以通过切断敌方军事工业的原料供给和其人口的粮食来源等达到对敌国实施经济制裁的目的。长期以来，海洋强国往往通过建造主力战舰，以期在硬实力上超越对手，从而夺取制海权。然而，海上力量在击败敌人并迫使其投降方面只能起到间接作用，它既不能侵入敌国领土，也不能强攻要塞或实现大规模占领。尽管舰队能炮击沿海地区，但其效果通常难以产生决定性作用。舰队在地面战争中更多承担辅助任务。过去百年来的技术发展为船舶制造、海军战术和海洋地理学带来了重大变化。例如，蒸汽轮船的出现带来了燃料供给的新问题，使舰队较以往更依赖基地，引起人们对海军集合点和补给站的关。燃料也确实为军舰进行海上作战提供了更大的机动性，使战舰摆脱了对于顺风向的依赖，从而实现最短距离航行。再如，潜艇的发明也给海战带来了新的战斗组织方式。潜艇是海战的三维要素之一，即便是水面舰队实力有限的国家也能借助潜艇建立有效的反封锁力量。潜艇与雷区的结合，使对方海军近岸封锁作战更为困难。面对潜艇威胁，仅凭战舰优势已无法确保制海权，维护海上优势还须依靠大量小型舰船的协助。海权论鼻祖马汉几乎一直都将商业力量视为国力的一部分，认为其与有效的制海权密不可分。马汉在其书中明确指出了美国军事战略中被忽视的一部分——和平时期制海权(亦即今天所称的兵力投送)的重要性。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可以在任何时间向世界海洋的任何一个地方或者海岸输送强有力的机动部队，并且可以无限期地驻扎。海上力量可以以一种最具费效比的方式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方向，它强大的机动力量可以使竞争对手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军事上都按照符合它的利益方向发展。这个观点现在依然被美国的战略决策层所认可。
先进军事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夺取制海权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网络中心战”的提出将夺取和运用制海权的战法由传统的以“平台为中心”向以“网络为中心”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在微电子、计算机、导航、通信、动力、自动控制、新材料、人工智能等众多高新技术的共同催动下，无人机、无人水面艇以及无人潜航器等智能化无人作战平台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其功能也由以往相对单一的侦察向持续监视、预警、指挥控制、通信、测绘等综合任务方向发展，甚至可执行火力打击任务和战损评估。俄罗斯从俄乌冲突中得到的经验是无人系统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武器。在他们的预想中，未来将出现能压制敌方防御的无人机群、难以识别或拦截的微型无人机，以及模仿鸟类、昆虫或其他野生动物的无人机。无人装备的发展无疑推动了作战模式、理念以及效果的变革。
韩国《国防日报》军事评论员卢圣洙(音译)预测，2050年的海上战争将具有介于现有载人平台和新推出的海上无人系统之间的“混合”性质，并且考虑到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和技术因素，海上无人系统将优于现有有人平台，主要用于以侦察和监视任务为中心的辅助目的安装和操作。预计最终海上无人系统将在2050年的未来海战中寻求提高侦察和监视能力，并通过“预警—决策—攻击”的一体化实施，为增强海军的战斗力作出贡献。这样，未来的海上战争很可能会转变为由传统海军力量主导的“有人平台”与集合尖端科学技术的“海上无人系统”组合的“混合”形态。海上无人系统的出现将使海上战争面貌发生变化，其杀伤力远超以往任何海军创新。根据美国海军的说法，无人水面艇在“海上、海面上空和海底探测”方面发挥了作用，提高了作战空间感知能力，提高了目标打击精度，相对于载人舰艇，形成杀伤链闭环的速度更快，持续时间更长，并能够从更远的距离投放进攻性火力，让载人舰艇远离敌人威胁。当前美国海军正致力于快速推进其自主无人水面作战舰队的力量建设，积极推动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在海军作战中的实战化应用。这一发展趋势预计将会显著增强美国海军在未来高科技作战场景下的战略适应性与部署弹性。特别是在广域监视、持久侦察等任务领域，无人舰队能够有效提升海上前沿存在的抗干扰和持续作战能力，从而实质性地强化其在亚太等战略方向应对复杂多变海上安全挑战的综合作战效能。
无人装备对夺取制海权的方式影响巨大。首先，海战的主角由昂贵的有人舰艇变成具有消耗品性质的无人舰艇，交战规则和战术因此发生改变。此外，由于自主作战系统是基于算法运行的，它们的反应速度比人类操作员和遥控系统快得多，因此夺取制海权的海战节奏比以往更快。制海权是海权的关键，夺取制海权的方式发生改变，必然影响海权理论本身。
其次，扩展了海权理论的作用空间。未来的作战空间不再仅由军舰、坦克、导弹和卫星构成，还包括算法、网络和传感器网格。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未来战争将在卫星系统、通信网络和运输系统等军民融合型基础设施以及人际网络中展开。这两类战场——电子战场和人类战场——均易受对手算法的操控。在电子环境中，算法已用于监测和维持对关键基础设施的运行控制。换言之，海权的作用空间自马汉时代的一维(水面),经莱曼时代的三维(水面、水下、空中),扩展到海军战略转型语境下的五维(水面、水下、空中、陆地和网络电磁空间),并进一步延伸至太空领域。太空力量在导航与海上侦察方面的作用与日俱增，并对海战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天缘政治理论家埃弗雷特·杜尔曼在论及太空力量的军事用途时指出，太空资产提供远程通信与导航支持，显著提升战场协同能力，能在美国本土基地远程操作无人机。此外，太空资产还以精确的气候和地理数据，以及持续的实时情报监视侦察能力和预警能力塑造作战优势。由此，海权理论的作用空间和研究对象得以拓展，而这种拓展正是海权理论之树长青的奥秘。
最后，使海权合作战略得以发展与深化。在美国当代海权理论中，海权合作战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为降低海洋霸权护持成本并增强其合法性，2006年美国海军提出“千舰海军”计划，要求盟国加强与美国在维护“全球公域”安全方面的合作。随后，美国于2007年颁布首个《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提出以增强集体安全和互信的方式运用海上力量，并于2015年颁布第二版《21世纪海权合作战略》,进一步强调海权合作的重要性。对美国而言，冷战早期建立的同盟体系旨在维系欧亚地区的权力平衡。正如美国新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所言，同盟是合众国的“盾牌”。如何控制这些“盾牌”一直是美国决策层所考虑的重大问题。自1945年核时代开启以来，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直是重要的权力资源。而由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国家资源禀赋的要求不断提高，军事高科技向大国集中的趋势日益明显。其结果是，德国、日本、英国等中等海上强国在海军尖端装备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加深，最典型的案例即日本海上自卫队引进了美国的“宙斯盾”系统。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海权领域增强了美国的权势，强化了盟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盟国武装力量不仅被逐步纳入美国的作战体系中，还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军事思想引导。由此先进技术成为美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控制盟国并进行海权合作的重要手段。
文章来源：节选自《美国当代海权理论演进与先进军事技术发展的双向互动》，原刊于《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6年第1期
作者：杨震，系上海政法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舒可心，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