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念念：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实践路径与范式证成

当前世界面临“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的时代之问。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空间哲学叙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展开了其现实形态，展现为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海洋空间生产范式革命。习近平指出：“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是希望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福祉。”以此为引领，以“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协同联动——为核心实践载体，通过自觉驾驭资本逻辑并系统重构社会主义空间关系，这一革命在制度性创新、发展性联通、包容性治理与文明间对话四个关键维度上，实现了对西方海权秩序的整体性超越与范式证成。 

一、制度性创新：以“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重塑全球海洋法治

实践的首要任务，是将存在论上的“共生场域”认知转化为现实的秩序原则、法律规范和制度安排。这意味着必须以空间正义为根本准则，重塑全球海洋空间的生产、分配、使用与管理的政治与法律格局。西方海权论主导下的海洋秩序，其非正义性深刻地体现在空间权益、资源分配、发展机会和知识话语权的严重不公上，形成了固化的“中心—边缘”结构。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则致力于从制度上纠正这种不公，将哲学上的“共生”转化为法理上的“共享”与实践中的“共治”。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BBNJ（《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等国际海洋法前沿谈判中，中国积极倡导和坚持“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与非市场化的惠益分享机制，这实质上是对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秉持的、基于“先占先得”的海洋原始积累逻辑及其背后被片面解读、服务于其技术垄断利益的“海洋自由”论调的深刻质疑与制度性反击。这一制度性创新的深刻之处在于，它试图在国际法层面为海洋空间注入“公共性”的刚性约束，通过建立非市场化的惠益分享机制与基于共识的决策程序，确保全球海洋公共产品（如深海基因资源）超越技术垄断与资本强权，进而服务于全球共同发展，特别是弥补全球南方的发展赤字，这标志着全球海洋治理范式开始了从“基于权力的分配”向“基于规则的共享” 的根本性转向。 

二、发展性联通：基础设施的公共服务导向与“流动权”的公平赋能

“陆海统筹”的认知变革，必须通过具有社会主义导向的发展性联通来实现其物质化转 型 。中国所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正是这一转型过程的宏伟载体与关键路径。该倡议并非孤立的海洋战略或纯粹的地缘经济工具，而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紧密协同、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东西双向互济、陆海联动互促的全面开放新格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并非简单的“去资本化”，而是确立一种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新型发展逻辑。这意味着，港口、航运网络等固定资本的投资与运营，其首要目标不再局限于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而是转向构建能够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性基础设施”。这一实践本身即是对海陆二元对立思维的根本性超越，是“关系性空间”思维在物质层面的具体展开。 

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共赢之港”等项目的推进，其范式意义在于系统性地重塑空间流动性的价值导向。这些项目将广袤的内陆腹地有效接入全球发展网络，从而破解资本全球化背景下长期存在的“沿海—内陆”不平衡发展问题。此类发展性联通的实践，实质上是对“流动权”这一重要发展权利的公平赋能，确保发展机遇与成果能够超越地理条件的先天限制，实现更广泛的区域共享。它所实现的是一种“发展型修复”，旨在修复被不平衡地理发展所撕裂的世界空间图景。 

三、包容性治理：超越“技术垄断”与构建主体间性知识体系

全球海洋治理体系长期被一种由西方主导的、看似中立客观的技术理性与特定的规则霸权所构筑的“权力—知识”共生体所支配，其合法性往往建立在技术知识的优势与非普世性法理观念的共谋之上，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认知、技术与规则上陷入“结构性依附”的困境。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旨在推动一种“包容性治理”模式，其核心是用“交往理性”和“协商共识”取 代“ 技 术 垄 断”与“ 规则霸 权”。 

在BBNJ、深海采矿、极地治理等前沿规则制定中，中国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着力于构建一个所有利益攸关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能有效参与的对话场域。通过倡导并实质性支持海洋科技合作、联合科考与海洋治理能力建设等项目，中国与伙伴国一起，正在共同创造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的海洋知识与规范体系，打破知识与技术垄断，弥合治理能力鸿沟。这种实践，不是在西方既定霸权框架内为自己争取更大份额，而是致力于重构规则本身的生成逻辑、程序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它旨在将一个由“主体—客体”二元对立思维主导的、充满支配性与排斥性的旧治理体系，改造为一个更具主体间性的、扁平化的、开放包容的“知识—治理”共同体，从而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从“霸权统治”的旧范式向“协商共识”的新范式转型。这一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型，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海洋治理程序上的具体体现与落实。 

四、文明间对话：以“和合共生”叙事重构海洋文明图谱 

最终，所有上述实践都指向文明层面的对话与叙事重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空间重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是对国家地缘战略的适应性调整，更是对西方现代性空间逻辑的深刻批判与系统性超越，体现了从民族国家主权的 “空间自立”，到融入全球体系的“空间自强”，再到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空间创生”的哲学升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旨归，在于以“命运共生”的文明逻辑与和平发展的历史观，取代“冲突宿命”的悲剧循环论与霸权更替论。西方海权叙事深植于其本体论上的冲突性与排他性，从马汉的霸权宣言到“修昔底德陷阱”的地缘政治想象，海洋在西方主流文化编码中始终是权力竞逐、大国对抗、战争与悲剧重演的舞台，这种叙事本身就成为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不断再生产着猜疑、恐惧与军备竞赛。 

海洋命运共同体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的文化遗产联合申遗、举办海洋文化 艺术节、推动联合防灾减灾和海洋生态保护合作等“心联通”项目，培育和构建一个全新的元叙事。这一叙事有意识地将海洋重新锚定为连接不同文明的和平纽带、共同应对风险的合作场域。中国在南海等区域主动推进的科研合作、数据共享与渔业共同养护，正是这一叙事的深刻实践与区域示范，旨在探索一种基于互信、互助与共同责任的新型海洋文明模式。这场深刻的“文明间对话”，以其对合作共赢的现实践行，有力解构了“冲突宿命”的陈旧逻辑，不仅扬弃了霸权更替的悲剧循环，更为人类海洋文明的未来开辟了一条超越零和博弈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