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南海问题的重要当事国,此次“菲律宾海域法”的目标之一就是挑战和侵犯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面对挑衅及该法的立法缺陷,中国应从法理、法律、行动3个维度展开应对:在法理维度,驳斥其背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非法性,坚持贯彻“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在法律维度,主张菲律宾的国家责任,完善国内海洋法维护海洋权益;在行动维度,采取综合的军事、外交等举措。
一、厘清法理:驳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贯彻“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
为有效应对“菲律宾海域法”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必须从法理上展开斗争,坚决驳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错误性,坚持以“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
当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以国家实力和政策需求为导向,试图绕开国际法的既有体系,依此维护特定国家的利益。南海议题本质上就是,美菲及其盟友试图通过“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深度介入南海事务,实现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区域国际法凌驾于普遍国际法,从而在此议题上混淆视听、打压和排挤中国。因此,深入剖析“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理论缺陷及实践弊端,彰显“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在国际法体系中的正当性与优越性,成为捍卫中国海洋权益及维护国际法治秩序的必要策略。
从规范基础来看,“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主张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来源于国际法的普遍适用性与稳定性。《联合国宪章》及一般国际法构成全球秩序的核心框架,各国应在该框架内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相较之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倾向于依据国家实力和政策需求调整规则,甚至绕开既有的国际法律体系,尝试构建替代性规则。
在方法论层面,“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强调国际法所构建的普遍性规范体系具有内生完善机制,规则的调整与补充应当依托既有的法律框架,以确保国际法体系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基于此,国际社会应当通过现行国际法机制进行规范调整,以维护全球法律体系的稳定。然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假定国际法是不完整的,主张国家可以依据自身判断调整规则,甚至通过单边行动塑造新的法律秩序。这一思路本质上是对国际法的工具化使用,其目的并非推动国际法体系的发展,而是以国家利益为导向,选择性适用甚至规避国际法。
在价值取向方面,“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坚持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和平共处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强调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实施应当秉持合作导向,以推动全球治理的包容性发展。相比之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则更倾向于将意识形态作为规则制定的核心考量,在规则适用过程中优先考虑自由市场、民主政治等特定价值观,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构建“价值联盟”。这一倾向导致国际法的适用出现双重标准,使国际规则体系的公正性受到侵蚀。
此外,在规则的效力与执行层面,“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主张国际规则的制定应建立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并通过国际法律机制加以执行,以确保规则的普遍性和一致性。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则采取灵活策略,主张部分国际规则可以不经普遍共识,即由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决定并强制执行。
基于上述分析,“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仅在理论上缺乏严谨的国际法基础,在实践中更表现出高度的选择性和工具化倾向。这种法律观念不仅损害了国际法的权威性,也对全球法律体系的可持续性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在应对“菲律宾海域法”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坚定贯彻“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原则,揭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法理上的缺陷及其对国际法体系的冲击,进而强化国际社会对国际法普遍性和权威性的认同,坚定维护中国在南海的主张,并强调南海问题的和平、合法、有效解决。
二、法律研判:揭示失范,强化反制
国际法层面,根据国家责任相关原则,中国作为受影响国,有权要求菲律宾即刻停止实施该法,并要求其履行国际法下的义务。特别是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所规定的框架内,中国有权通过国际法律程序要求菲律宾修正其行为,恢复南海地区的法治秩序。同时,中国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对菲律宾提出抗议,要求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还可以根据国际法采取适当的反措施。这些反措施包括外交抗议、经济制裁、国际仲裁或诉讼等方式,甚至可以联合其他受影响国家共同施压,以增加菲律宾改正其非法行为的国际压力。
国内法层面,针对菲律宾试图通过国内立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纳入其“海洋区域”的企图,中国应进一步完善国内海洋立法,强化法律依据,以形成有力的法律反制。首先,中国可进一步宣布并完善南海相关岛礁的领海基点和基线,以明确自身在南海的主权范围和海洋权利。
其次,中国还需加快完善国内海洋法治体系,特别是在人工岛屿的建设和管理方面,进一步明确相关法律依据,以确保人工岛屿及其附属设施的合法性。目前中国尚未出台“海洋基本法”,仅有《海岛保护法》作为海岛管理的法律依据。但该法在应对人工岛屿的相关问题时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是在涉及南海部分人工岛屿的管理上,其规定与实际情况存在冲突。中国应尽速讨论完善修改该法,为海岛权益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再次,中国可根据《公约》的规定,在相关法律中增设“人工岛屿安全地带”。《公约》第60条规定,沿海国可以在人工岛屿、设施及结构周围设立合理的安全地带,并可以在该地带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航行的安全以及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安全。所有船舶必须尊重这些安全地带,并遵守国际公认的航行标准。然而《公约》并未明确规定安全地带的范围,也未明确列举沿海国在设立安全地带时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中国可以借鉴日本《海洋构筑物安全水域设置法》的相关规定,设置500米的安全地带,并赋予中国限制他国航行活动、实施紧追权等相关措施,以保护中国南海人工岛屿及设施的安全运行。
最后,中国应持续坚决反对南海仲裁案“裁决”,深化对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批驳。尽管国际社会普遍知晓该“裁决”存在诸多程序和实体法上的缺陷,但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该“裁决”合法性、有效性和适用性的批判,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领域继续推动对该“裁决”的法律剖析和阐释。特别是在当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语境下,明确指出其不仅无视《公约》的原意,而且无益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三、务实行动:以稳应变,综合施策
近期以来,菲方频繁发起军事活动,试图挑衅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因此,除了法理与法律框架下的回应,中国还需采取其他相应的应对举措。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继续坚持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则,与菲律宾就南海问题进行务实、建设性的对话,继续支持地区合作机制,特别是南海行为宣言。与此同时,中国需加强在南海地区的力量部署,以确保国家在该地区的战略安全和领土主权,这包括提升海空军在该区域的巡航和巡逻能力,加强南海岛礁及其周边海域的防卫措施,并提升对潜在安全威胁的预警和应对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菲律宾海域法”规定总统具有国际航道的指定权,这无疑对中国在南海正常的航行与经济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采取更灵活的海上行动策略,合理规划国际航行航道,减少暴露在菲律宾和美国监控下的风险。此外,中国需加强情报收集和监控,尤其是对菲律宾航道附近的美军基地的活动,确保在采取军事行动时具备足够的预警能力和应对方案。
概言之,中国应以“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为指导,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地区稳定为宗旨,采取多种综合性措施,坚定捍卫南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来源:节选自《“菲律宾海域法”的立法失范批驳与应对路径探究》,原刊于《南洋问题研究》2025年第2期
作者:张晏瑲,系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凡毓,系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