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裁决”公布十年来,中国海警在黄岩岛、仁爱礁、牛轭礁、鲎藤礁、仙宾礁、铁线礁等海域的执法活动与菲国持续存在互动与摩擦。在此背景下,我国海上执法行动不仅面临现实执法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亦可能被引入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法律审查。结合既有国际司法实践,可以发现,海上执法合法性审查所涉及的问题主要包含执法权基础的法律论证、执法措施实施方式的规范性以及涉及豁免对象时的法律限制等方面。基于此,本文总结海上执法活动的国际司法审查实践的启示,为中国在南海海上执法实践中提升国际法解释力与规范的协调性提供理论参考。
第一,在对外法律立场表达上,应妥善协调海上执法依据与南海争议整体法律性质之间的关系。南海海上执法活动往往与岛礁主权、海域划界及海洋权益主张交织,若仅援引«海警法»、«公约»或«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中的具体条款作为执法依据,可能导致相关争议被片面解释为一般海洋法争议,从而弱化其涉及领土主权的复杂背景。根据意大利诉印度案和“北极日出号”案的实践,执法国未出庭时,国际司法机构通常考虑执法国在实施执法行动时主动提出的法律依据,其次考虑其在司法程序启动前所主张的依据。中国海警在执法过程中或声明中援引的法律依据遂可能被视为中国在争端中的法律立场并据此展开审查。因此,在对外法律表达中,宜避免将执法依据过度限缩于单一的法律框架内,而应结合中国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权利主张的整体立场进行说明。
第二,在执法制度建设层面,应参考国际司法实践,建立统一的南海海上执法行动指导规则。如前述,国际司法机构审查海上执法行动合法性时,通常围绕执法权基础、执法措施实施方式、执法对象豁免权等问题展开,并逐渐形成较为稳定的审查标准。海上执法行动是否合法不仅取决于执法权是否存在,还取决于执法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程序安排及其强度是否符合国际法限制。故有必要充分研究国际司法审查的实践,制定适用于南海的海上执法行动指导规则,对执法程序、措施适用条件及强度控制标准作出统一规定。例如,可规范警告、跟监、驱离、水炮使用等措施的适用顺序与条件,并明确在采取强制措施前尽可能履行警告义务、留存执法记录等程序要求。通过制度化安排,可使执法实践更符合国际司法机构所强调的必要性、比例性和程序性要求,从而提升海上执法行动与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协调性。
第三,在具体执法行动中,相关国际司法实践表明,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执法权基础与措施本身,还与执法过程的事实是否清晰、是否能够被有效证明密切相关。因此,如何确保执法过程具有较强的可记录性和可审查性,使相关事实能够在争端解决程序中得到还原,已成为国际法审查中的重要因素。«海警法»第21条授权中国海警在我国管辖海域对违法的外国军用船舶和用于非商业目的的外国政府船舶实施强制驱离和强制拖离措施。在实践中,中国海警与菲国围绕仁爱礁、仙宾礁、铁线礁附近海域产生的执法互动,多次引发国际法层面的关注。从国际法角度看,«公约»第58条、第95条和第96条规定上述船舶在沿海国EEZ享有完全豁免权。同时,依据乌克兰诉俄罗斯扣押军舰案的裁决,军舰在沿海国领海享有豁免权亦可能构成习惯国际法,但该豁免权的范围及其与沿海国执法权的关系仍存在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仁爱礁、仙宾礁和铁线礁等相关海域的法律地位及其适用的海域制度仍具有一定复杂性,不同海域制度下对应的执法权基础亦存在差别。因此,在海上执法中,国际法更强调对执法行为事实的清晰记录与可验证性,以便在潜在争端中准确还原现场情况,并据此判断行为性质及责任归属。此外,既有的国际实践显示,围绕海上执法措施的法律审查,可能涉及«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等相关规范的适用与解释问题。综上所述,通过加强对执法过程的事实记录与证据固定,有助于提升海上执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的可解释性,从而在潜在国际争端中更清晰地还原事实基础,并为法律审查提供相对完整的事实依据。
文章来源:节选自《海上执法行动合法性的国际司法审查实践与启示》,原刊于《边界与海洋研究》2026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出处、作者信息及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编排
作者:高圣惕,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二级教授;张紫庭,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